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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大大总书记论当代我国体育价值

      现代体育自近代被引进中国以来,体育学问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近代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欺凌、民族危亡的境况中,体育甚至成为了民族救国的重要手段之一,此时的体育担负起的是救国重任,而体育本身的价值尚未完全体现出来。体育的价值是一个哲知识题,而且,体育的价值在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在不断得到丰富。每个人对于体育的价值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甚至是体验中悟出来的感性价值认识。习大大总书记可以说是自毛爷爷同志以后对体育有着深刻认识并形成自己特有体育价值观特点的国家领导人,十八大以来,他多次发表了关于体育方面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从他关于体育的讲话和身体力行中不难发现其体育价值观。探索习大大总书记的体育价值观,对大家进一步深入认识体育和对当前中国体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习大大关于体育价值认识的理论来源与实践基础
      习大大总书记喜欢体育,这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以来对体育的系列讲话和体育行为中充分体现出来,他对体育价值的阐释深刻独到,既具有哲学家的体育思维,也具有体育家的思想。习大大总书记关于体育价值的认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和境界,这与他自身的理论基础和体育实践是分不开的。
1.1  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看体育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方面,是引导中国社会建设、改革和发展主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系统分析国家发展中的运行规律并把握历史规律。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哲学思想作为革命、建国和治国的引导思想,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成功进步与发展的宝贵思想武器。
      习大大书记在多种场合发表的重要讲话都体现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极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当前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他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具有国家智慧而又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国家领导人来说,也是习大大治理国家主要的引导思想。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大家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大家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所以,习大大总书记对于与民生直接相关的中国体育事业,除了对竞技体育的关注,他还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体育工作,把体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这不但表现了习大大总书记对体育价值的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他的社会发展整体观、群众观和民生观。同样,他在看待竞技体育时,对于成绩与过程态度也表达出了他的辩证体育观。2014年看望索契冬奥会运动员时说:“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希翼大家保持良好心态,力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竞技水平。”可以看出,习大大总书记对于体育价值的辩证观,锦标不是体育价值体现的唯一方式,体育过程展现的体育精神才是体育的本体价值。
1.2  继承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和观点
      毛爷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最高国家领导人,他从小热爱体育运动,对体育的理解独到、精辟,并在1917年发表了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将体育的功能与价值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说明身体作为社会人的主要地位。而对于体育的功能与价值,他将人的身体素质分为体质与精神的两个方面,体育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达到“强筋骨、增常识、调感情、强意志”的作用,这无疑将体育对促进人的发展价值充分体现了出来。在近代,中国国弱民弱,遭受外国列强欺凌,社会动荡不安。以毛爷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将发展人民身体作为救国途径之一,近代体育救国甚至一度成为一种社会热潮。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毛爷爷同志在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从这一点来说,这完全体现了毛爷爷同志的群众体育思想,这与毛爷爷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的工作理念分不开的,这也是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执政理念。
      邓小平创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中,包含了关于中国体育建设和发展的思想。邓小平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国家发展战略思想,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但是为了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提高人民的物质和学问生活水平。邓小平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提高人民的物质学问生活水平,使人民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实际成果,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52年,他为第一届西南地区运动会题词:“把体育运动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邓小平提出了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断,对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进行了准确定位。
      江泽民和胡锦涛延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道路继续发展中国体育事业。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体育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他深刻地指出,要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育德功能,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努力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胡锦涛指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他还指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和体育工作,始终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素质放在重要位置。可以看出,江泽民和胡锦涛对于体育在中国的价值与作用同样十分重视,并提出了自己关于体育价值的认识,很好地传承了毛爷爷、邓小平的体育发展思想。
      新中国历代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体育,他们对于体育价值的认识、体育发展观的论述,为习大大体育价值观提供了基本原则,也构筑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这为习大大总书记体育价值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也是其体育价值观的直接理论来源。
1.3  丰富的体育运动经历是习大大体育价值认识的实践基础
      一个人对于体育价值的认识和思想不仅仅只靠书籍中的常识来获取,这只是一种对体育学问的理论认知,而在体育实践中形成的体育价值才更具有说服力。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大大总书记不但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体育运动的实践参与者,从体育运动实践过程深入体会到体育运动的价值与魅力。
      习大大在索契冬奥会期间接受俄罗斯电视台布里廖夫专访时首次对外透露,他本人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游泳他四五岁就学会了;还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球、武术等运动。冰雪项目中,他爱看冰球、速滑、花样滑冰、雪地技巧。而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大大考察秦皇岛奥林匹克体育场,穿着皮鞋、衬衫、西裤的他,抡起脚就是一脚射门。2012年2月,习大大访问爱尔兰,在拜访都柏林某体育运动协会时,一位足球教练恭请习大大来试试脚,他没有推辞,接过足球用手托出皮球后开出一个大脚。在2014年青奥会时,习大大总书记看望中国参赛运动员时说年轻时也练过拳击。指出练拳击,抗击打能力、体能和场上控制力非常重要。拳击是一个勇敢者的项目,攻守要全面,速度、力量、抗打击能力、反应、体能要全面发展,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可以发现,习大大总书记从小就参与过多种体育运动,对许多体育项目中的技术和蕴涵的精神都十分了解,正是因为他丰富的体育运动实践经验,才促成了他科学体育价值观的形成,这可以说是习大大书记关于体育价值思想重要的物质基础。
习大大关于体育价值论述的主要内容
2.1  体育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体育是人类身体学问发展的必然现象,身体也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基础。身体的问题历来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关注的问题,不管是体质人类学、人体美学还是身体社会学等,都从不同的视角对身体学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梅洛•庞蒂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人的存在是以身体的存在为基础,人们观察世界、改造自然是靠身体去实行,所以,世界一开始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与身体有关。福柯也说:任何一个源起及其重构,任何一个社会历史事件,都在身体上面留下烙印和标志,因而身体的历史形塑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历史事件的有形档案库,也是各种历史事件的物质见证。不难看出身体对于人类社会进程的意义。当身体的学问的关注开始走向身体运动的阶段,体育学问便开始产生。固然,古代体育是现代学界视野给其的一种专业化命名,但古代诸多身体活动内容、形式已经具备了体育的特征,所以,大家才能将其归为古代体育,否则只能叫古代身体活动形式。古代体育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才形成了今天蓬勃兴盛的体育学问。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与发展都推动着体育学问的发展,体育学问的发展也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助力。习大大总书记是一个体育“迷”,在这点上,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他毫不掩饰。他从小热爱体育运动,继承了马克思、毛爷爷、邓小平等先辈们关于体育的思想,对体育的社会经济价值具有科学全面的认识。他指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论断将体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体育是一种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学问,在社会建设体系中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物质文明是体育学问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物质文明达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出现和推动体育学问的发展。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告诉大家,人类的物质文明、物质生活是精神文明、精神生活所赖以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客观基础。通常,社会经济发展是体育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决定体育学问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国民经济发展越好,体育运动发展也就越好。在此前提下,体育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发展后,体育按照自身的发展逻辑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体育不断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经济发展。
      精神文明是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体育为社会提供了精神力量,比如合理合法的竞争精神、公正与公平精神、自强不息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都可以在体育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体现。这些体育的精神生产对于民众精神的刺激,形成了积极的作用,从而改善社会的精神文明状况。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建设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能激发人们参与社会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长期性,从而形成精神动力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这是从体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精神动力的层面来探讨的促进机制。事实上,从现代体育发展的趋势来看,体育依靠自身的学问发展逻辑开始形成自己独有的产业形态,成为了第三产业链中具有增长极的产业。到2015年年底,我国体育产业每年的增加值占GDP的0.7%,而体育产业发达的国家,可以达到1%到3%。美国的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3%,体育产业是美国十大产业之一。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的体育产业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习大大总书记说:“多年来,在全国体育工编辑不懈努力下,我国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成绩辉煌,体育产业亮点纷呈,体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为标志,我国体育事业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一起,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增添了动力、凝聚了力量。” 2014年8月16日,习大大在青奥会上致开幕辞说:“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习大大总书记的这些讲话无疑对体育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出了有力阐释,同时,也体现了习大大总书记作为国家领导人把握时代的脉搏、对体育价值认识深切,高瞻远瞩地对体育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作出了科学论断。
2.2  体育对民族精神塑造与培育具有重要价值
      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缺乏民族精神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民族精神是民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也是推动民族发展进程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培育历来是我国非常注重的学问建设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民族精神的教育和培育都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容。早在十六大报告中对民族精神问题就指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学问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学问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十六大对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内涵和任务途径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中心的民族精神弘扬,指出:“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可以看出,国家一直对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非常重视,充分表明了民族精神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挖掘民族精神教育资源、拓展民族精神教育途径对国民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是当代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重要课题。
      体育运动的特点决定了体育实践中蕴涵了对人的精神塑造和培育,这些精神品质内化于人的积极结果就表现为体育精神品质。体育精神包括集体主义、公平公正、规则遵守、顽强拼搏等精神内涵,这些精神品质的形成就成为了个人的一种精神力量。而这些精神力量不但提升了人的人文素养,同时也培养了人的集体意识方面的精神。比如篮球、足球、排球等集体类项目,就要求具有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习大大总书记喜欢足球,他在讲述自己喜欢足球的原因时说:“足球是一项讲究配合的集体运动,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团队合作才是决定比赛结果的关键。这是我爱好足球运动的原因之一。”而因为这种集体精神将不同个体凝聚在一起,表现出集体精神的力量。个体精神的形成是民族精神塑造的基础,一个不爱集体的人,也未必能深切地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如果说体育的个体实践行为能培养人的体育精神的话,那竞技体育的表演就是激发集体精神甚至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每当国旗在奥运赛场升起的时候,大家无不为国家的强大而欢欣鼓舞,甚至潸然泪下。因为国家的荣誉而产生的行为、心理反应,是热爱祖国的体现,也是对国家的认同与民族的认同。
      2014年2月7日,习大大总书记在索契看望中国冬奥健儿时引用了鲁迅在杂文《这个和那个》中的关于用体育方面的一段话:“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鲁迅不但是一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认为文学是照亮国民精神的灯火。此段话看似是鲁迅观赏运动会的感受,而实则是他借用运动会场景表达的是当时中华民族需要一种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才能看见民族兴旺的未来之民族精神。习大大总书记用这段话来鼓励运动员,但实则也言喻了一种中国精神。他引用鲁迅的话是希翼中国运动员在国家竞赛舞台上要充分体现出中国之精神,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运动员赛场上的精神表现才能使观众进入这种精神意境里面,跟随运动员的表现实现精神上的一致性,从而潜移默化地建立其精神世界,达到塑造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效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精神的支撑,体育强国梦的实现同样也需要民族精神的支撑。
2.3  体育是促进人全面发展与健康生活的重要途径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学问现象,是人类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既是对人的一种教育手段,也是人生活的一部分,它对人的身心发展具有主导作用。体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说:“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其中包括思维能力。马克思认为人的能力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人的体力、智力、自然力、社会能力、潜力、现实能力等等”。这其中的体力要靠什么来实现,马克思认为是靠体力劳动和体育来实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地批判了杜林的以劳动代替体育、否定体育的错误论调。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完全人格说,他认为:“健全人格要包括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而对于体育促进人格发展有精辟的论断:“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不难看出,体育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习大大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体育先进表彰会指出:“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将体育的个体价值表述得极为准确,也是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应该关注和实现的目标。
      体育是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通常,健康主要指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体育的基本功能是增强人的体质,能够使个体在进行体育运动中提升素质和生理机能,从而增强人的体质。在毛爷爷、邓小平体育思想的引导下,1995年,我国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涉及了体育的各个方面。这是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体育学问发展需求决定的,掀开了中国体育法制化进程的新篇章。其中,《体育法》第2条指出:“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近期,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其中也指出:“全民健身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幸福生活的基础保障。”这些来自于国家上层建筑的声音和设计思想无疑证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体育在提升国民健康中的重要作用。
      增强体质是体育基本的功能与个体价值,也可以说是体育的本源价值。习大大总书记对于体育的理解超越了体育仅是增强个体体质健康的层面。他在关于全民健身工作中强调:“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大家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体育工作,把体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他将体育与个人生活质量、小康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赋予了全民健身更加丰富的内涵,也体现出他对体育运动的深刻认识。
      首先,习大大总书记认为体育对于人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这是他对于体育本质认识的结果,当然这也是符合体育本质特点的。然后,他又提出了体育与健康幸福生活的关系,认为体育是健康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这无疑提出了一个现代人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的体育生活方式。通过体育的生活化,一是提升自己的健康,二是通过体育生活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数。从习大大总书记关于体育的个体价值观来看,他认为体育在人的成长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习大大总书记对提升人民健康水平非常重视,他要求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体育工作,把体育工作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这充分体现了习大大总书记的群众观和民生观,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改革以体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政府工作理念,他曾多次强调,切实关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国改革的目的就是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习大大指出:“大家的人民热爱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大家的奋斗目标”。从人的身体与生活的角度看,没有健康的身体,何谈美好的生活,这是习大大总书记对于体育与人的生活关系的深入理解和解答,这是值得各级政府在社会事业工作中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2.4  体育应更注重体育精神的体现
      体育精神是体育实践活动中体育参与者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情感状态又在体育行为中得到体现。也即是说,体育精神的产生来源于体育实践活动,体育实践活动是体育精神的载体,体现不同体育精神内涵的文字表述是个体在体育活动中所体现的心理状态的情感归纳。体育精神是体育的支柱和灵魂,也是体育学问传承的内在力量源泉。体育精神虽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同时也是体育学问的价值体现。以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是现代体育精神的主要体现,奥林匹克运动是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体育学问,它典型的承载平台就是四年一届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它将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学问、不同语言的运动员积聚在一起,基于此平台来促进或者说号召人类和平、学问共融和团结。可以说,奥林匹克运动对推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优秀的学问之一。
      习大大总书记对体育精神的推崇在他多次讲话中都有提到,这些精神思想既涵盖了具有深刻内涵的奥林匹克精神,也包括具有民族精神特点的中华体育精神。他在索契看望参加第22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曾两次提到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第一次提到时说:“成绩不仅仅在于能否拿到或拿到多少块奖牌,更在于体现奥林匹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自我、超越自我。”随后又说道:“你们来到这里,既是运动员,也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希翼大家发扬光大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敬重对手、敬重裁判、敬重观众、遵守规则,胜不骄、败不馁,以良好的赛风赛纪和文明礼仪,充分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为中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作出贡献。”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始人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精神包含了参与比取胜重要,奥林匹克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战斗等经典名言。习大大总书记这段话的深层意义就是表达参加体育竞赛的结果不是体育竞赛的全部,而在竞赛过程中是否全力去争取、奋斗才是更重要的。体育赛场是人类对人体身体能力的极限挑战,而体育竞赛者是对自己身体能力的自我挑战,努力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体现奥林匹克精神才是更重要的。2015年,习大大总书记就传承和发扬2014南京青奥会宝贵财富时强调要更加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继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积极参与体育健身运动,强健体魄、砥砺意志,凝聚和焕发青春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这些无疑都说明了习大大总书记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推崇,也体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对体育精髓的深刻把握。
      习大大总书记用自己独特的体育视角看体育,除了一直倡导奥林匹克精神外,他对中华民族体育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特点的中华体育精神同样积极倡导。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体育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象征民族精神的体育精神,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重返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国际体育历史大舞台开始逐步开始体现,这些中华体育精神的世界展现,不但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习大大总书记强调:“广大体育工编辑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的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来之不易,弥足珍贵,要继承创新、发扬光大。”习大大总书记对体育精神力量的推崇是他对体育精髓把握的体现,也是对体育魂魄的把握。他既注重对人类具有普世价值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弘扬,也重视对民族体育精神的传承。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精神是人们行为的动力源泉。一个民族如果缺乏民族精神,又岂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样,一个国家的体育发展,没有民族的体育精神,同样不能在世界民族体育学问里占领一席之地。
习大大关于体育价值论述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体育同样面临转型的阵痛。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体育的价值开始得到更大的突显。习大大总书记关于体育的一系列讲话,内涵于其中关于体育的价值认识对当前中国体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3.1  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理论体系
      体育的价值从早期的无意识性身体运动到娱乐、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价值的演变和丰富,使体育在现代人类文明中占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仅有近70年的时间,中国从世界弱国到世界大国的崛起,使体育也从经历了体育弱国到体育大国的蜕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体育作为中国社会事业的重要内容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体育的价值也开始逐步显现。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推动体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体育以其特有的社会运行模式也同时推动社会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为了进入国际大舞台,将参加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体育发展战略目标,于是,中国特有的体育举国体制应运而生,中国竞技体育在这种中国特色的体育制度体系里得到快速的发展。一直到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的颁布与实施,中国体育才开始步入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进程。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体育才开始建立自己的体育理论体系。习大大总书记对于体育的喜爱毫不掩饰,他以自己体育实践经验和辩证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和眼光诠释体育的多维价值,做出了体育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之地位的科学论断,也对中国体育发展进程中体育对培育和塑造民族精神、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力量等进行了论述,不但表达了他个人对于体育价值的认识,也是对中国体育实践中体现的体育价值的高度概括。这其中无疑给中国体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定位,随后,他又指出通过全民健身促进人民身体健康是中国当前小康社会建设的内涵,阐明了体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框架体系来看,中国体育也同样在实践中建构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理论体系,习大大总书记的体育价值观是在丰富并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理论体系。
3.2  为中国体育改革发展指引方向
      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大大总书记关于体育价值的认识不仅是个人的体育价值观,更是来自中国顶层的体育价值思想,也是中国未来体育实践应该实现的价值目标。价值目标是行动追求的结果或者说是效果,对行为具有指向和定向作用,只有围绕价值目标的政策设计、行动设计才是有效的行为。
      中国从体育弱国到体育大国的发展历程,主要体现为竞技体育弱国到竞技体育强国的发展历程,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体育国际地位的转变是由竞技体育的崛起带来的也不为过。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体育事业仍然以发展竞技体育为中心,显然这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是相矛盾的,也是体育与人之间关系认识的偏离。通常,社会经济发展越好,人们对体育学问的需求意识越高,而这种体育学问的需求不仅仅是通过竞技体育赛事的欣赏来刺激人的民族认同心理,同时更需要作用自己本身的体育行为,追求身心的愉悦、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习大大书记提出了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同时对体育于民族、个人的精神塑造和培育的特有价值认识做了言简意赅的论述。他站在体育的人文视野中阐释了体育对人的个体价值和意义,同时也阐明了体育应是中国当前小康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和应有之义。
      因此,习大大总书记关于体育价值的认识以及向中国社会传递出来的体育价值观念,有利于民众进一步认识体育学问,有利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深入体育事业建设,有利于作为民生问题的体育建设来改善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学问生活,这无疑为中国体育发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引导。
3.3  为学校体育注入新内容
      中国学校体育百年历史,发展历程跌宕起伏,有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有停滞不前抑或甚至倒退的阶段。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事业进入大力发展时期,以竞技体育为龙头的中国各项体育事业开始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学校体育也随之而行。为了监控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从1985年开始建立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相关办法,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从30年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来看,学生体质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直到现在,中小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才有止滑的趋势,而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仍然处于下降的趋势,这成为国家重点关注的体育工作。于是,国家相关部门也不时颁发关于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文件、政策,以此进一步促进学校体育工作,提升学生的体质健康。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提升学生体质健康仍然是学校体育重要的任务之一,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课程构建也必将成为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习大大总书记也同样关注学生体质健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大大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关心体育工作,关心广大青少年健康。总书记指出,身体是人生一切奋斗的本钱,少年儿童要注意加强体育锻炼,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的学校体育工作目标为……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基本养成,运动技能和体质健康水平明显提升……等目标体系。2014年在南京第二届青奥会期间,习大大在看望中国运动员时说:“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强、青年强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希翼通过你们在这届青奥会上的精彩表现,带动全国广大青少年都积极投身体育锻炼,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将来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2015年4月习大大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南京青奥会成功举办,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开放自信、热情友善的良好形象,赢得广泛好评。希翼总结经验,传承和发扬好青奥会留下的宝贵财富,更加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继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积极参与体育健身运动,强健体魄、砥砺意志,凝聚和焕发青春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可以看出,习大大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体育工作和青少年成长非常关注。从习大大总书记关于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其他讲话中不难发现,他认为在体育实践中除了健康体魄以外,体育对青少年体育精神的培养也同样重要。我国学校体育由于一直受青少年体质下滑的困扰,以增强学生体质的教育教学改革成为了学校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课程教学内容,使体育的德化功能被遮蔽。习大大总书记关于青少年体育的讲话,无疑将学校体育的价值做了精辟的概括,即学校体育既要注重对学生体魄的锻炼,也要培养青少年的体育精神。这两个方面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学校体育主要的两大教育根本任务。只有健壮的身体而没有体育品格的人,显然这不是体育教育的目标。习大大总书记对青少年体育工作的价值观为学校体育注入了新的内容,为体育教育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只有注重学生身体与精神协调发展的学校体育才是科学的教育观。
结语
      习大大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体育的讲话,对体育的价值、功能作了深刻的论述,其主要的价值思想宏观、微观兼具,就是体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国际竞技体育舞台表现对培育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皆具有重要的价值,体育是培养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体育是人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教育内容,体育也是人幸福、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尤其是体育实践中更加应该注重奥林匹克精神、体育精神的体现,培育人在体育实践中的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精神对当前青少年体育教育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引导价值。当体育价值在中国社会得到完美体现之时,中国体育强国目标才可能得以实现,才能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谐一致。
 
——摘自:杨辉,习大大总书记论当代我国体育价值——《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8.01

论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劳动法保护

      2005年,国际奥委会(IOC)正式启动了运动员职业发展计划(ACP),旨在支撑运动员成功处理训练、比赛以及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与机会。该计划重点关注“教育、生活技能和就业”三大领域,目前已经帮助27个国家和地区的6800名运动员从中受益。2011年,我国开始与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计划(IOC ACP)展开合作,首次设立关注退役运动员职业发展问题的专项体育公益基金——冠军基金。这时,运动员职业发展保障工作开始进入我国体育决策层的政策视野。2012年,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全国运动员学问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结合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特征,创新保障机制”。2013年底,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职业辅导工作的意见》,要求“提升退役运动员再就业能力,推进运动员职业转型工作,强化运动员职业发展保障机制”。以此为引导,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积极创新运动员职业发展保障机制,努力解决运动员转型就业难题,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此相比,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保障理论研究却明显滞后。现有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质量不高、视域狭窄,尤其缺乏相关法学理论研究,这与当前我国全面实现依法治国和依法治体的战略要求相去甚远。因此未来相关研究应当跳脱既有成果较为常见的体育学和管理学视野,引入其他学科视域,为运动员职业发展保障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撑。本文以劳动权利保护为切入点,运用劳动法学理论,通过梳理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护现状和制度规范,探析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法律保护的问题和障碍,为推动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保障法制建设提供对策建议。
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及其立法保护
1.1  关于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基本认识
      依据我国劳动法,职业发展权利不是一项具体的法定权利,但却属于广义的劳动权利。职业发展权利是以职业发展理论为基础的法律延伸,是从业者在职业发展不同阶段中出现的相关法律权利集合。对于我国运动员而言,目前社会各界尚未就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内涵和外延形成普遍共识。但是不同部门在实践工作中有着独特的认识,这有助于大家全面认识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
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认为,运动员职业发展工作包括运动员在服役和退役时期面临的日常管理、竞赛训练、学问教育、职业辅导、思想政治、职业意识转换、职业引导、就业和创业扶持等服务内容。我国参与国际奥委会运动员职业发展计划(IOC ACP)的“冠军基金”为中国退役或现役运动员提供职业发展培训、实习就业咨询与辅导、实习就业机会、就业推荐等支撑和服务。
      鉴于目前体育行政部门主导运动员保障的管理现状,对于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认识,应当树立劳动保障视野,立足政府管理工作,结合社会服务实践,聚焦“教育、生活技能和就业”三大领域,以解决运动员退役就业和后续发展为主要目标。因此本文认为,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应当包括学问教育、劳动待遇、社会保险、退役安置、就业培训、自由流动、组建工会、集体协商、劳动救济等权利内容。
1.2  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立法保护
1.2.1  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劳动立法保障
      职业发展权利作为运动员一项重要的劳动权利,受到劳动法律保护。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劳动法》和其他法律为主体,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说明和国际公约等为辅助的劳动法律体系。这些法律包括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劳动法》《工会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等劳动法律;由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劳动行政法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集体合同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等配套规章;由省、市、自治区制定的地方性劳动合同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的司法说明》;以及经我国批准的《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同工同酬公约》等国际劳工公约。这些劳动立法构成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护法律体系,依法保障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不受侵害。
1.2.2  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行业管理规范
      不同于国家劳动立法的普遍适用性,体育行业立法往往具有更强的职业针对性和行业实用性,是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的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实现。围绕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内容,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行业管理规范具体如下:
      1)运动员学问教育管理规范
      现有运动员学问教育管理规范主要包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体育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学问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引导意见的通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学问教育工作的意见》,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国家队运动员素质教育方案》《国家队运动员学问教育工作指南》《国家队运动员素质教育试点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这些管理规定对于保护运动员基本教育权利,规范运动员学校教育活动,探索运动员转业教育路径具有引导意义。
      2)运动员劳动待遇管理规范
      现有运动员劳动待遇管理规范主要包括《关于专业运动员工龄计算等有关问题的意见》《优秀运动员运动技术补贴试行办法》《关于1981年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关于国家体委运动员、教练员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通知》《运动员突出贡献津贴实施办法》《关于1999年调整登山运动员成绩津贴标准的通知》《运动员教练员奖励暂行办法与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这些管理规定从运动员工资、津贴和奖金的标准和发放及其劳动待遇的调整范围都有具体规定,便于地方体育管理部门贯彻实施。
      3)运动员社会保险管理规范
      现有运动员社会保险管理规范主要包括《关于运动员在比赛中负伤应给予何种劳动保险待遇问题的通知》,《关于处理伤病运动员的几点意见》《优秀运动队工作条例(试行)》《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关于同意修改<优秀运动员伤残互相保险暂行办法>中部分条款的批复》《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这些管理规定从早期的劳动保险到现在的“五险一金”社会保险待遇,有效解决了运动员职业生涯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问题。
      4)运动员退役安置管理规范
      现有运动员退役安置管理规范主要包括《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关于做好调整处理运动员工作的通知》《关于招收和分配优秀运动员等问题的联合通知》《运动员退役费实施办法》《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关于国家体育总局直属体育院校免试招收退役优秀运动员学习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这些管理规定通过就业安置、退役补偿、教育深造等多种渠道为退役运动员解决就业难题。
      5)运动员就业培训管理规范
      现有运动员就业培训管理规范主要包括《关于加强和发展优秀运动队职业教育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关于做好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工作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这些管理规定虽然数量不多,却是目前引导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工作的重要文件。地方体育管理部门以此为依据,制定和出台了各种符合当地体育发展实际的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和实施办法。
      6)运动员自由流动管理规范
      主要包括1988年《关于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的资格审查暂行办法》、1995年《中国足球协会运动员转会细则》、1996年《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代表资格注册管理办法》、1998年《全国运动员交流管理办法(试行)》、1998年《中国篮球协会运动员转会管理办法(暂行)》、1999年《中国足球协会运动员身份及转会规定》、2003年《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试行)》等规范性文件。
      7)运动员工会维权管理规范
      我国《工会法》保护运动员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体制内的优秀运动员作为国家职工,享受所在单位的各项工会权利。目前没有关于运动员职业工会的制度规范。
      8)运动员集体协商管理规范
      我国形成了以《劳动法》为龙头,《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为主体的劳动者集体协商法律体系,但是没有建立由运动员职业工会参加的行业性集体协商制度。
      9)运动员劳动救济管理规范
      我国《体育法》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在行业立法层面,我国运动员劳动纠纷处理机制主要通过单项运动项目协会管理规章予以确立。如《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等行业协会制度规范。
      总的来说,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行业保障机制比较健全,这与我国长期重视运动员学问教育和保障工作密不可分。但是现有运动员保障机制主要依靠体育行业内部管理制度运行,没有打通外界合作通道,因此在涉及到社会保险、就业安置、纠纷解决、免试入学等社会合作问题时,就显得力不从心。
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劳动法保护的主要问题
2.1  运动员保障专项立法不足
      运动员作为专门从事训练、比赛活动的体育行业劳动者,与其他行业劳动者一样,依法享有劳动法保护的职业发展权利。但是这种无差别的劳动立法对于保障具有行业特殊性的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就显得相对不足。职业运动员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下产生的新兴职业,其职业发展权利缺乏立法保障。主要表现为:我国劳动法对于职业运动员劳动争议属性缺乏法律界定,造成劳动仲裁机构对此认识不清;我国劳动法对于职业运动员劳动特殊性缺乏保护性规定,造成法院难以依据现有劳动法有效保护职业运动员正当职业权益,这对合理保障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提出了较高立法要求。
2.2  运动员劳动立法层级较低
      我国现有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举国体制,主要依靠体育管理部门制定行政法规保障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运动员劳动人事关系和劳动权益范畴开始超出原有举国体制的保障范围和承受能力,更加需要社会各界相关组织人员的配合和支撑。必须突破现有行业立法局限,提升运动员职业劳动立法层级。
2.3  运动员保障地方立法缺位
      我国实行运动员属地管理的人事制度,地方人大和政府立法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护的立法主体,直接关系到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目前绝大多数省市立法机关都没有制定保障运动员劳动权益的地方立法,主要依靠地方体育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予以规范。体育行政规章立法层级低、适用范围狭窄、缺少执法强制力,造成实行难等多种问题。
2.4  行业内集体协商制度缺失
      尽管我国已从法律层面明确保护职业运动员的集体协商权利,但是职业体育行业资方管理者拒绝与职业运动员进行集体协商,而体育行业管理者也没有积极制定体育行业集体协商制度规范,造成运动员集体劳动维权无从谈起。实践中,我国职业足球欠薪情况普遍存在,导致球员采取游行和罢训等极端方式和手段向俱乐部管理者发出欠薪抗议,这种激烈的集体维权行为需要通过集体协商制度予以纾解。
2.5  运动员劳动救济渠道不畅
      我国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早期没有将职业运动员劳动纠纷纳入受案范围,随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开始受理运动员劳动纠纷案件。尽管如此,相关司法机构显然没有顾及运动员职业寿命短暂、劳动争议时效性等行业特殊性,而是将运动员劳动案件审理拖入耗时费力的冗长审判程序,最终造成运动员劳动维权效果不佳,甚至得不偿失。
2.6  运动员工会维权立法缺位
      根据我国《劳动法》和《工会法》的规定,职业运动员有权组织和加入行业工会。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行业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允许他们组织和建立维护自身职业发展权益的工会组织。然而职业运动员至今没能建立起自身的工会组织,他们没有集体维权组织,没有集体协商谈判的平台,遇到职业劳动纠纷,往往采取罢赛、讨薪、游行、聚集、围攻等非理性的激进破坏手段表达权益诉求,其后果将会给劳资双方带来经济损失,造成不良社会观感。
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劳动法保护的制约因素
3.1  立法者对于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立法认识不足
      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立法长期滞后的首要因素就是立法者认识不足。立法者认为,运动员问题不是国计民生,没有重大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不急于提上立法日程,《体育法》修改进程长期滞后,职业体育立法内容至今缺位。另外,立法者也习惯认为运动员保障问题长期由体育行业内部解决,忽视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运动员学问教育和保障工作早已超出体育行业范围的新现象和新特征,更没有注意到部门分割和政策分裂给运动员保障工作带来的巨大障碍。
3.2  管理者对于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工作重视不足
      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保障任务主要依靠体育行政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管理者领导完成。目前我国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人员工作绩效评估的重要标准就是竞赛成绩、金牌导向。管理者将主要工作精力和大量行政资源投入到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管理事务中,对与此无关的运动员学问教育和保障工作置之不理,甚至认为运动员学问教育和保障会干扰运动员竞赛和训练,增加体育管理工作负担,挤占体育部门财政经费。在此引导思想下,管理者实际变成了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的阻碍者。
3.3  运动员对于职业发展权利保障的法律维权意识不足
      我国运动员队伍长期存在法治观念仍然淡薄、法律维权意识不足等问题。主要表现在: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不懂得用法律手段来保护,不相信法律的作用,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甚至会放弃法律武器,习惯于通过找有关部门反映、通过关系等手段来解决。造成运动员法治观念淡薄、法律维权意识不强的原因包括:运动员长期生活在封闭的运动队学习训练环境中,几乎不知道自己依法享有的职业发展权利和劳动权益;同时体育局、运动队也不愿主动告知运动员具有的职业发展权利和法定劳动权益,避免今后产生劳资纠纷。
3.4  雇佣者对于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保障持消极态度
      加大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的劳动法律保护力度,不可避免地增加用人单位的劳动力成本支出。雇佣者往往会利用运动员淡薄的法律意识,与其签订不公平的劳动工作合同,侵害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阻止运动员依法维权,营造运动员过度维权的社会不良观感,同时寻求体育行业管理者的支撑和帮助。
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劳动法保护的未来出路
4.1  政府加强劳动立法引导
      国家政府加强劳动立法引导是国外职业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保障的重要特征。国家公权力应当主动干预劳资关系,并通过劳动立法保护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不受侵犯,这体现了国家对于职业运动员的法律关怀和平等保护。我国政府有义务主动引导劳动立法,关心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只有国家政府下定决心,加快劳动立法步伐,不断健全劳动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除了整体完善国家劳动法律体系,我国政府还应当在体育运动领域内不断加强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保障力度,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体育行业法律规范。
4.2  法院借鉴体育判例经验
      体育判例对于劳动法的补充与完善,将会令运动员获益匪浅。除了沿袭普通法的法律传统,体育判例法也有利于解决具有行业特殊性的体育纠纷,给予运动员更多的法律关怀和制度保障。体育行业有其特殊性,一些诸如参赛资格、转会、工资帽、纪律处罚等特殊规则貌似非法却具有行业合理性,但是作为以普通劳资关系内容为主体的成文法,很难从法条上事无巨细地单独调整体育行业劳资关系。相比较而言,体育判例法无疑更贴近体育行业特点,便于快速合理地解决运动员职业劳动纠纷。因此,我国应该考虑借鉴体育判例制度,完善我国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依法保护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
4.3  建立体育集体协商制度
      集体协商制度是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维护运动员集体劳动权益具有积极意义。遗憾的是,由于体育管理部门的长期忽视,我国体育行业至今尚未依法建立集体协商制度。尽管举国体制下的优秀运动员享受着国家较高的保障待遇,但是进入市场经济的职业运动员却面临着俱乐部的侵权风险,因此我国体育行业有必要建立一套依法保障职业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的集体协商制度。构建体育行业集体协商制度必须突破我国目前集体协商制度的发展困局,大胆借鉴英美职业体育集体谈判制度的成功经验,真正赋予运动员独立自主的谈判地位,鼓励支撑运动员合法的集体维权行动。同时也要抓住政策契机,全面落实国家法律政策,依法制定运动员工资集体协商行业管理规范,切实保障运动员整体职业劳动待遇。
4.4  健全社会保险配套立法
      社会保险是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广泛覆盖失业、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住房公积金等基本生活保障领域,对于运动员应对劳动风险具有重大保障作用。同时,运动员社会保险问题也正在成为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保障工作突出面临的发展难题。特别是体制内专业运动员社会保险的缴纳内容、缴费标准以及转移接续等现实操作问题都缺乏立法制度统一规范。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现行社会保障立法的基础上,由地方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结合当地实情,逐步健全运动员社会保险配套法规,依法落实运动员社会保障待遇。
4.5  完善行业劳动管理制度
      职业体育成熟发达的主要标志是其健全完善的行业管理制度。在当前我国运动员劳动立法难以及时出台的情况下,为了扎实推进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保障工作,体育管理部门应当以人为本、着眼实际,从具体问题入手,逐步制定诸如劳资集体协商管理办法、社会保险缴纳与接续管理办法、工资奖金支付兑现管理办法、劳动争议处理办法、注册交流管理办法等相关运动员劳动管理规范,从而构建起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益保障行业管理制度。
4.6  建立运动员法律援助机制
      我国运动员法律维权意识较为薄弱,缺乏有效维权手段,加之比赛训练任务繁重无法投入应对劳动纠纷,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运动员法律援助机制,通过提供包括法律咨询、律师代理等一系列法律援助服务,帮助运动员实现有效维权。具体而言,体育和劳动管理部门应当提供运动员法律咨询服务,帮助运动员了解国家劳动法律政策和行业管理规范,提出合理维权建议。法院应当指派特定律师义务帮助经济生活困难的运动员完成委托代理,最终实现司法维权。
4.7  建立工会集体维权机制
      工会是运动员维持改善劳动条件、实现合法权益的集体维权组织。获得合法地位是工会代表运动员参加劳资集体谈判的法律前提。运动员工会只有依法获得包括行业协会、俱乐部在内的行业认可,才有资格代表运动员参加集体谈判,进行劳动维权。鉴于俱乐部对于工会维权的天然反对,运动员工会谋求合法地位本身就是运动员劳动维权的重要内容。我国体育行业必须充分重视建立运动员工会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依照我国工会法相关规定,大力扶持运动员建立自身维权组织,保障运动员合法的工会权利。
 
——摘自:张恩利,论我国运动员职业发展权利的劳动法保护——《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8.01

兴奋剂入刑之再思考

      长期以来,虽然各界对体育比赛中滥用兴奋剂的行为都持“零容忍”的态度,并采取了许多反兴奋剂措施,但兴奋剂丑闻仍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阿姆斯特朗案件、俄罗斯兴奋剂案件,其案情之严重令人瞠目结舌。人们开始质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The World Anti-doping Agency,简称WADA)领衔的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有效性,而WADA 却认为,单凭体育组织的内部反兴奋剂措施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因而希翼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参与反兴奋剂,尤其是鼓励各国运用刑法管制兴奋剂,通过兴奋剂入刑来有效打击滥用兴奋剂行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兴奋剂入刑的主张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尤其是德国在2015年底议会通过了《反兴奋剂法》(Anti-Doping-Gesetz),将使用兴奋剂界定为犯罪行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它的反兴奋剂态度,由于德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兴奋剂入刑甚至被视为世界潮流,希翼全球各国效仿,形成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打击兴奋剂的态势。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我国很多学者也主张兴奋剂入刑,但刑法罪名的设定应十分谨慎,我国到底该如何自处,值得研究,笔者拟从比较法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兴奋剂入刑的立法类型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The World Anti-dopingCode,简称WADC)的规定,兴奋剂违规行为不仅仅包括使用兴奋剂行为,还包括对运动员施用兴奋剂、违法交易兴奋剂、鼓励教唆使用兴奋剂等行为,即使是支撑兴奋剂入刑的国家,也并非将所有的WADC规定的兴奋剂违规行为视为犯罪,而常根据立法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取舍。笔者在考察各国反兴奋剂刑事立法后,根据立法目的的不同,可将之分为以下3类。
1.1  保护公共健康型
      很多国家考虑到许多兴奋剂对人体的伤害较大,所以基于保护大众健康的目的,管制兴奋剂的使用。这类立法有几个特点:第一,该类立法所管制的兴奋剂并非WADC禁用清单上所列举的所有兴奋剂,因为并非所有的体育领域使用的能提高人体运动机能的兴奋剂都对大众有较大的身体伤害,如脱氢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简称DHEA)、促红细胞生成素( Erythropoietin,简称EPO)、血液回输、基因兴奋剂等对人体的伤害并不是那么大,加上因为价格昂贵等问题,大众通常不会使用,并没有列入国家立法打击的目标;第二,该类立法通常不对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入刑,因为通常认为个人有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即使是使用对自己的身体有伤害的药物也仅仅是个人的私事,不会对公众造成影响,政府不应当介入,故该类法律通常仅仅是运用刑法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运输这类药物的行为,而对使用兴奋剂行为最多是予以行政管制而非刑事管制;第三,该类立法国家通常没有专门的反兴奋剂立法,而是通过一般药物或食品安全立法来管制兴奋剂,因为兴奋剂常常以药物或营养补剂的形式表现出来。采用这类立法的国家比较多,主要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为代表,美国的《合成类固醇控制法》(Anabolic Steroids Control Act)就将几十种类固醇前体列入其管控范围,其中大部分也属于WADC清单上的禁用物质,该法规定如无法定许可生产或销售特定物质,可处以监禁或罚金等刑罚,英国许多WADC禁用清单上的物质由《1971滥用药物法》(Misuse of Drugs Act 1971)管控,包括合成类固醇和生长素等等,它规定非经法定许可制造、提供、为提供而持有或进出口此类物质,最高可处14年监禁和罚金,而被列入此法管控范围的物质都属于对公共健康有害的物质。
1.2  提供者规制型
      有的国家认识到体育中滥用兴奋剂的行为不仅仅会伤害公民的身体健康,还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因而以国家立法的方式规定国家公共机构应当参与反兴奋剂,以预防或消除体育中滥用兴奋剂的行为,但是这些国家认为反兴奋剂运动的展开依然要以体育组织为主,国家政府及公共机构仅仅是起辅助支撑的作用,对其介入不需那么深入,这突出地表现在,这类立法也未将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列为刑事打击的目标,仅仅将生产、分发兴奋剂或对他人使用兴奋剂等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的行为视为犯罪。因为立法目的的不同,这类立法也表现出了与保护公共健康型立法的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第一,其所管控的兴奋剂通常包括WADC清单上所有的禁用物质和方法;第二,这类立法的国家通常有专门的反兴奋剂立法或专门的体育法。法国、奥地利、丹麦等国家是这类立法的代表,奥地利的《联邦反兴奋剂法》(Anti-Doping-Bundesgesetz)就是一部反兴奋剂的专门立法,该法规定因为兴奋剂伤害运动员身体健康、与体育中的公平原则相违背,奥地利联邦政府应当支撑反兴奋剂工作,它尤其规定了一些刑事条款,如为了体育中使用兴奋剂的目的,任何人向他人分发或施用WADC禁用的物质或对他人施用清单上禁止使用的提高运动能力的方法,应处6个月以下的监禁及罚金,对未成年人分发或施用的以及3次以上分发或对他人施用的,可处3年以下监禁及罚金;法国的《保护运动员健康及反兴奋剂法》虽然禁止在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但对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仅仅规定了内部的纪律处罚,而对非法向运动员开处、交易、提供、施用WADC所列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的人或鼓励、为其使用提供便利的人,可处5年监禁和75000欧元的罚金,另外还特别规定了政府工作人员若没有尽职尽责开展反兴奋剂调查或处罚的工作,也可处6个月的监禁和7500欧元的罚金。
1.3  使用者规制型
      这类立法与第2类立法很相似,不同的是其打击兴奋剂的态度更为坚定,国家介入反兴奋剂事务的程度更深,因此,它不仅将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的行为视为犯罪,使用兴奋剂的行为也被视为犯罪。尽管面对许多争议,但这些国家还是坚定地认为,使用兴奋剂是一种体育欺诈行为,不仅仅违背体育伦理、污染教育价值、破坏公平的价值观,还将对体育产业带来巨额经济损失,应当用刑法加以管制。意大利早在1989年就引入了“体育欺诈罪”,对通过各种手段不公平地改变比赛结果的运动员或其他人,可处1年以下监禁和罚金,而2000年制定的《376号反兴奋剂法》更是将此类行为的刑罚提升至3年以下监禁和更高额的罚金;而2015年底,德国也第一次规定以获得比赛优势为目的对自己使用WADC清单上规定的禁用物质或禁用方法,可处3年以下监禁和罚金。
不同立法类型的司法实践效果
      滥用兴奋剂行为具有隐蔽性,对其司法实践效果的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2.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
      200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主持下,《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通过,在该公约中,各缔约国承诺遵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中确定的原则,在各国和国际间采取必要的反兴奋剂行动。为了考察该公约的实行效果,UNESCO特委托英国拉夫堡大学的著名体育法学者Barrie Houlihan和Borja García就公约国使用国内法律法规管控体育中兴奋剂的生产、销售、提供情况进行调查。因为该调查所针对的法律法规也包括相关刑事法律,且是通过UNESCO的渠道向7大洲的55个国家官方机构所开展的问卷调查,其调查范围具有广泛性,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该调查首先按打击兴奋剂的主要立法类型将受调查国分为4类,A类是有专门反兴奋剂立法的国家,B类是有一般体育立法的国家,C类和D类分别是主要通过一般药物立法和其他医药卫生健康立法打击兴奋剂的国家。A类和B类实际上大多属于前文所述的提供者规制型和使用者规制型立法的国家,调查结论也表明这2类国家基本都将WADC禁用清单列入其管控范围,C类和D类则属于前文所述保护公共健康型立法国家,这2类国家的立法基本都没有考虑WADC禁用清单,也没有将能提高运动能力作为是否加以管控的标准。
在该调查中,A、B和C、D类区别比较大的有3个方面:
      第一,体育上越成功的国家,越容易采取专门的反兴奋剂立法,体育越失败的国家,越容易采取一般药物或其他立法反兴奋剂。所谓体育上的成功与否,该调查是以在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夺金牌的数额来划分的,调查表明,在接受调查的居北京冬奥会金牌榜前20名和温哥华冬奥会金牌榜前10名的国家,有44%的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反兴奋剂立法,而接受调查的在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1块以上金牌但没有进入前列的国家中,仅有35%的制定了反兴奋剂专门立法,而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1块金牌都没有获得的国家,只有21% 的有专门的反兴奋剂立法。
      第二,有专门反兴奋剂立法的国家在反兴奋剂问题上与国际刑警合作更多。调查表明,1 /3的有专门反兴奋剂立法的国家,都开始就反兴奋剂问题与国际刑警交换信息,但仅1 /5的保护公共健康型国家与国际刑警交换信息。
      第三,A、B两类提供者规制型和使用者规制型立法国家,就法律管控兴奋剂的效果的整体评价,比C、D两类保护公共健康型的国家要高很多。各选10个A类和C类国家的回复做代表,即可说明问题。
      根据以上调查,可以初步得出提供者规制型和使用者规制型立法的国家,不论是在体育比赛成绩上,还是在反兴奋剂效果上以及对国际反兴奋剂的贡献上,都比保护公共健康型的国家要做得更好。
      另外,该调查特别指出,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体育上特别成功的国家的个别调查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国家反兴奋剂机构都很积极,政府也有很强的反兴奋剂意愿,这使它们在调查追诉兴奋剂案件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却在最终定罪上不够积极有效,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仅仅有一般的药物立法,而没有将WADC禁用清单上的物质和方法都纳入管控范围,所以,对那些对人体健康没有伤害的能提高体育能力的物质和方法,不在这些国家刑事管辖范围内。这也直接导致警察和监察机构对反兴奋剂事务不够重视、不够熟悉,很难在公共权力机构中找到兴奋剂案件的信息留存。
2.2  WADA的调查
      因为使用者规制型的国家本来就屈指可数,而德国成为这种类型的立法的国家刚1年多的时间,时间跨度过短,不太适合对其效果进行评价,而意大利对使用兴奋剂定罪已有20余年历史,更适合作为评估的样本。
      在WADA的资助下,意大利著名反兴奋剂专家Letizia Paoli和Alessandro Donati在2013年曾就意大利反兴奋剂法律、尤其是反兴奋剂刑事立法的实行情况进行了专门的实证调查,并向WADA做出汇报。根据该报告,意大利专门负责健康卫生事务的警察机构NAS (Nuclei Anti-Sofi sticazioni eSanità)是开展反兴奋剂调查的主要机关,地方检察官也可自主开展兴奋剂调查,2001—2009年期间,共根据《376号反兴奋剂法》提起兴奋剂刑事诉讼313起,提起案件的数量大大高于以往。司法机关的介入也解决了意大利长期存在的体育组织包庇兴奋剂滥用的问题,近年来,意大利曝光了几起意大利奥委会高层和其他体育组织高层策划的系统性兴奋剂案件,这主要得益于意大利司法机关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否则这些案件不可能在国内就被曝光。但是也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最终的定罪率很低,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兴奋剂入罪必须以运动员有不公平改变比赛结果的目的为前提,而要证明这一主观目的比较难,二是大量的案件因辩诉交易而被撤销起诉,三是意大利的追诉时效较短,很多案件调查时间很长,超过追诉时效成为常态;第二,兴奋剂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司法机关人员又普遍欠缺这方面的常识,警察、检察官发现兴奋剂违法的能力较差,法官对案件理解有困难,难以认定被告有罪;第三,体育组织和司法机关之间缺乏合作,导致有用证据、有用信息不能分享,妨碍了发现和查处兴奋剂犯罪的能力;第四,警察和检察官调查兴奋剂犯罪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较差,使罪犯容易逃跑或隐藏证据。
2.3  澳大利亚的调查
      2013年,澳大利亚刑事委员会(Australian CrimeCommission,简称ACC)曾经就澳大利亚体育中使用兴奋剂的问题与犯罪组织的关系做过一番较全面的调查,其结论认为澳大利亚的能提高运动能力的兴奋剂市场非常大,而且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职业运动员中频繁使用。澳大利亚的犯罪组织也常常向运动员提供那些被WADC所禁止,但在澳大利亚并不构成犯罪的物质。不仅仅高水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在参加国内比赛和俱乐部之间比赛的中等水平运动员中,也广泛使用着兴奋剂。所以,该报告认为,澳大利亚对兴奋剂的打击是不成功的,刑法规制体育中的兴奋剂的力度是十分不够的。澳大利亚是保护公共健康型立法的国家,又是体育强国,它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4  调查结果小结及体育法益的保护
      从前文的对各国反兴奋剂司法实践的调查中可明显感觉到,大多数保护公共健康型立法的国家对其反兴奋剂效果都并不是特别满意,主要原因就是刑法所管辖的药品范围并不包括所有的兴奋剂、甚至一些典型的兴奋剂物质和兴奋剂方法。而大多数提供者规制型立法的国家和使用者规制型的国家对自身的反兴奋剂效果还比较满意,虽然该调查并不一定都准确,但这么多国家都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应当不是偶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要有效地开展反兴奋剂运动,仅仅依靠以保护公共健康型的立法是不足够的。而提供者规制型立法和使用者规制型立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保护的客体不再是公共健康,而是体育法益。
      体育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或身体运动,对国家来说,体育在政治、经济、学问、外交等领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具有鲜明、独特的教育功能,它要求体育参与者本着诚信自律的道德精神,遵守公平的比赛规则,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对抗,来促进身体、心理、社会行为的健康发展,培养健康的体魄、塑造健全的人格;体育所彰显的奋进、拼搏、向上的精神,能够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体育产业作为一项绿色、环保产业,不仅能为国家经济注入更多活力,还能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贡献更大的力量;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国际竞争与交流的重要形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利益和外交利益。很多学者认为体育精神构成一种值得保护的体育法益,所谓体育精神是指公平竞赛、诚实、健康、团队协作、敬重规则与法律、勇气等等能从体育运动和体育比赛中发现的价值。而使用兴奋剂是一种从根本上破坏体育精神的行为,滥用兴奋剂不但无法使体育发挥出其应有的教育价值,还会给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带来不好的价值导向;同时,滥用兴奋剂将无法激发人们对体育的兴趣,可能带来体育比赛观众的流失,最终导致体育产业的落败,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利益;兴奋剂丑闻对国家学问利益、外交利益、政治利益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仅仅看到兴奋剂给公共健康带来的损害,看不到兴奋剂对国家体育利益、对体育道德原则和教育价值观的损害,是极为短视的,所以,从刑法上应当重视对体育法益这一客体的保护。
体育法益及其保护的理论争议
      尽管体育法益从学理上说有其保护的必要性,将兴奋剂入刑设置提供者规制型立法或使用者规制型立法并没有逻辑上的问题,但很多学者在兴奋剂入刑的问题上依旧持谨慎态度。
3.1  对提供者规制型立法的质疑
      对该类立法的质疑者认为,虽然对兴奋剂提供者进行刑事追诉有一定的威慑效力,但也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
      第一,增加犯罪集团介入该领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随着刑事追诉范围的扩大,职业医生等专业的医药人员基于刑法的威慑力而不敢违法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运动员将很难从合法渠道获取兴奋剂,但由于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需求永远存在,他们将寻求在黑市上获得兴奋剂,这就需要犯罪集团通过有组织的部属开拓隐蔽的兴奋剂供应渠道,因此,当兴奋剂供应市场从地上转为地下,犯罪集团的介入就成为必须。
      第二,增加运动员身体受损的可能性。兴奋剂药物通常都有副作用,而地下黑市提供的药物往往会夸大其提高运动能力的效果,隐蔽其副作用,而随着专业的医药专家不再介入兴奋剂供应,运动员将很难在专家的帮助下有效地鉴别药物的副作用,从而增加了使用劣质兴奋剂的几率,身体受损害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第三,加大运动员之间的不平衡。随着兴奋剂供应难度的急剧增加,市场上兴奋剂的价格必然大幅升高,一般的运动员很难负担,只有较富裕的运动员才有能力支付。这会产生马太效益,即富裕的运动员通过购买高价兴奋剂提高了体育能力,取得比赛优势,获得较好的比赛成绩,自然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变得更为富裕,而贫穷的运动员无法购买兴奋剂,又处于不公平的竞赛环境,很难获得好的比赛成绩,自然无回报,只能更为贫穷,本来无法避免的运动员之间的天生的贫富差距将因此更加被拉大。
3.2  对使用者规制型立法的质疑
      使用兴奋剂是否应当入刑一直以来有较大的争议,前文所述调查也都并未就使用兴奋剂入刑问题单独进行探讨,没有区分提供者规制型和使用者规制型的司法实践效果,所以,就该问题只能做理论上的探讨。
      德国就使用兴奋剂入刑问题做过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反对者的意见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公民有伤害自己的自由,国家介入兴奋剂的使用的自由有违宪之嫌;第二,立法权不得让渡,因兴奋剂禁用清单由WADA制定,这就让渡了国家的立法权;第三,对使用兴奋剂入刑有干预体育社团自治之嫌,会造成两者管理上的冲突;第四,使用兴奋剂入刑会带来许多程序上的障碍,如体育组织的纪律处罚和法院的判决可能会发生冲突、沉默权会使调查难以展开、警察负担会很重等。
3.3  对上述质疑的回应
      首先,前文所提出的提供者规制型立法的副作用虽然确实可能存在,但任何一种政策措施可能都会产生利弊,关键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在这里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兴奋剂供应的困难是否会带来消费的减少,若非如此,兴奋剂入刑几无必要。深入分析可发现,上述副作用都是因为兴奋剂供应的困难化所导致的,除了因为兴奋剂价格提高必然减少消费基数外,在这里不能忽略的是,即使通过刑事手段打击兴奋剂,体育界内部的反兴奋剂措施依然会继续进行,故而运动员在获取兴奋剂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到是否会对身体造成损害,还得考虑是否能通过日益严格的兴奋剂检测,运动员即使是在黑市上获取兴奋剂也必须十分谨慎,需要收集大量可靠信息来鉴别,这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可以信赖的专家的帮助,但随着专家参与的非法化,运动员难以请到专家协助,自然不会贸然在黑市上购买兴奋剂。很多运动员也表示,他们确实没有渠道接触到安全可靠的兴奋剂。所以,可以预见的是,兴奋剂市场供应的困难化必然带来的是兴奋剂消费的大量减少,这恰恰是立法者所追求的法律效果。与放松兴奋剂管制,使兴奋剂供应便利所产生的普遍滥用兴奋剂相比,刑事追诉的效果要更好。虽然这可能无法消除所有的兴奋剂使用需求,但法律不是万能的,这种主观上的动机还需要通过兴奋剂教育来加以遏制。
      其次,前文反对使用兴奋剂入刑的观点都没有太多的说服力:第一,对使用兴奋剂入刑的国家都是将犯罪客体定位为体育比赛秩序或体育精神,而并非身体健康,因而不会有侵害公民自由之说;第二,对使用兴奋剂入刑的国家通常是用立法认可的方式将WADA制定的禁用清单刑法化的,这并不构成立法权的让渡;第三,使用兴奋剂事关公共利益,并非不能干预的体育社团内部事务;第四,程序上的障碍虽然会对刑法的适用造成困难,但并非不能克服,而且不仅兴奋剂案件,其他案件也会面临各种程序上的障碍。故上述观点并不能成为反对兴奋剂入刑的决定性理由,因此就有2015年德国《反兴奋剂法》的出台,虽然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为了使汉堡申办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德国在反兴奋剂问题上做出的表态。
      总之,上述质疑都不能完全否定以刑法保护体育法益的必要性,各国在选择立法类型时可以考虑以第2种或第3种立法类型为范本。
刑法的谦抑性与使用兴奋剂入刑
      既然选择以第2种或第3种立法类型为范本,那在两者之间又该如何选择呢?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使用兴奋剂是否应当入刑。
4.1  刑法的谦抑性与刑事制裁的界限
      从上述的分析可见,反对使用兴奋剂入刑的理由,都没有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即“为什么要用刑罚处罚”。具体来说,刑法的谦抑原则是当代刑法普遍遵循的原则,它是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那么将使用兴奋剂认定为犯罪是不是谦抑的呢?
      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就此问题给出了答案,密尔的“损害原则”和我国学者普遍主张的“法益理论”即认为,某种行为只有损害了他人利益或法益时,才能被视为犯罪,但是这样的答案过于抽象,何为“法益”学界就一直莫衷一是,另外并不是所有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犯罪,如强制拆迁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设立强制拆迁罪,所以,是否有社会危害性,是否损害他人利益或法益及损害的严重程度,并不能成为评判某一行为是否该入刑的唯一标准。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标准,美国学者帕克的观点就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某种行为要被规定为犯罪需要满足以下标准:行为须是在大多数人看来有显著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且不专属于任何意义的社会阶层;将该行为纳入刑事制裁不会违背惩罚目的;抑制该行为不会约束人们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须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实行来处理;通过刑事程序来控制该行为,不会使该程序面临严重的定性或定量的负担;没有合理的刑事制裁替代措施来处理该行为。虽然这一标准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但至少帕克提出的这几点应当是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必要条件,虽然并不一定充分,也就是说满足了这几项标准的行为可以入刑,但没满足其中的任何一项标准,都不能入刑,笔者就先来考察下对使用兴奋剂入刑是否满足了这几项标准。
4.2  使用兴奋剂的谦抑性分析
      首先,从目前的大众观点来看,使用兴奋剂普遍被视为损害体育精神、侵害社会健康向上的道德价值观的行为,是应当抵制的,故对使用兴奋剂入刑满足了第1点标准;其次,对使用兴奋剂入刑有惩戒和威慑的作用,没有违背惩罚的目的,也满足第2点标准;再次,若程序设置合理,也可以通过公平且不歧视的方式来处理使用兴奋剂入刑问题,第4点标准也可以满足。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其他3项标准可否满足。
4.2.1  使用兴奋剂入刑是否会约束人们合乎社会需要的行为
      众所周知,许多兴奋剂都是以药品和营养补剂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兴奋剂具有多种功能,提高体育成绩和治疗疾病、补充营养、身体保健等等。若使用兴奋剂入刑,如何区分运动员是因为提高体育成绩而使用兴奋剂还是其他原因就成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而实践中,运动员通常是在教练和队医等专业人士的引导下用药,即使使用了兴奋剂,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而实践中又很难区分是运动员自愿服用还是被陷害服用,若此时对运动员予以刑事处罚,运动员对周边专业人士的谨慎度则需极大地提高,但运动员又并不具有判断专业人士品格和技术的能力,此时对运动员来说就构成不合理的负担,他甚至会因此而不敢服用任何药物或营养补剂。其次,当运动员突发疾病时,可能无法按照规定的要求保存就医记录、正常进行申报治疗用药豁免等,若此时摄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