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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交汇期的体育强国梦

——基于党的十九大精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之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大家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在这一历史交汇期,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体育事业也将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任务指引下迎来关键期和机遇期。要让体育事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承担光荣使命,就要以历史为基础,从现实出发,审视从2018—2022年这一历史交汇期的中国体育,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之路,坚持发扬中华体育精神,以人为本、惠民共享,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体育强国梦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之路
      2018年和2019年是“历史交汇期”的开局之年,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开创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新局面的关键之年。属于2018年和2019年时间节点上的体育历史记忆,本质上是以国家独立、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为依托,使体育走上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并迎来更广阔的舞台。
1.1  体育情结同中国近现代发展道路紧密结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自此以后,这个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称作“沉睡的巨龙”的东方古国,拥有了积极自强的现代姿态,拥有了能够和世界各国平等交流的独立身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奠定了未来中国数十年发展的总基调,为中国迎来了腾飞的新起点。在2018年和2019年,大家将分别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在这一历史交汇期,大家不仅要肯定追求国家独立自主与繁荣富强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意义,更要强调体育同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联系,早就植根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
      体育在国人心目中的特殊情结,与中国近现代发展的曲折道路有关。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国弱民贫、何以自强,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求索的问题。船坚炮利、代议制度、科学民主无疑都是合乎情理的答案,而西方身体之强健与国人身体之孱弱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更给人以直观感受。1896年,《字林西报》发表名为《中国实情》的文章,直言“夫中国,东亚之病夫也”,虽本意是指政府的暗弱,但“病夫”所暗含的讽刺,极大地从身体角度伤害了国人的自尊。故严复先生在《原强》一文中大力提倡“鼓民力”,认为:“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自那时起,身体强健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前提,体育也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绝非只是个体的休闲娱乐或放松活动。相较于其他领域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体育中的强健与优胜,具有简单直观、高下立判、不容置疑的特征,也因此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提振国人民心士气的重要方式。陈镜开、容国团、中国女排……中华体坛健儿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的优异表现既是国家在贫弱时期的希翼,也是国家在新时代积极进取的缩影。
1.2  纪念全运会60周年,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之路的道路自信
      体育具有振奋民心士气的重要作用,如何迅速缩短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就显得尤为迫切; 只有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之路,才能实现这一目标。1959年,我国举办了首届全运会,自此以后以检验训练水平、选拔优秀人才、调动地方发展体育积极性为主要目的的全运会逐渐成为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赛事体系核心,对推动竞技体育的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019年恰逢首届全运会举办60周年,经过整整一甲子,全运会所取得的历史功绩理应被充分肯定,但一些不适合当前体育发展方向的制度安排也需要不断改革。在新形势下,通过坚持与完善,大家正在不断闯出一条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之路。2017年天津全运会上,通过跨单位组队、军队地方共同培养运动员、少数民族自治区引进少数民族运动员、增设群众比赛项目等举措,就已经从新的方面开拓了全运会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总之,中国体育中国人自己最熟悉,大家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为基础,结合主观上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体育功能的需要,并坚持对既有体制保持审视的态度、不断完善,就会越发坚定大家所选择的体育发展道路最适合我国国情。
1.3  纪念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10周年,坚持追求卓越的理念
      体育除了代表筋骨血气之强,也反映文明开化之智。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最大的体育现象——奥林匹克运动,集中体现了现代学问追求卓越、永不止步的价值取向,其“更高,更快,更强”的格言更为人们所熟知。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卓越并不是一种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具体标准,追求卓越也不是对具体物质的阶段性占有,而是强调追求的过程本身:永不停歇地向着目标努力本身就已经赋予了人生的意义。北京体育大学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将“追求卓越”定为自己的校训。当然,一个民族要想表现自身的积极进取和开放姿态,通过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就成为了最直接的手段。
      也正因如此,相较于其他体育活动或体育形式,国人对奥林匹克具有更为特殊的情结。1908年,受到思想启蒙的年轻学生在《天津青年》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著名的“奥运三问”:“中国人什么时候能派运动员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中国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块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 中国什么时候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这3个问题所追问的对象不仅是中国体育的发展水平,更是中国整体的文明程度;而后2个问题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追寻答案,可谓难上加难。自1932年刘长春首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后,1984年许海峰实现“零”的突破、用行动回答第二个问题,之间相距已超过半个世纪。所幸,改革开放使中国发展走上了快车道,让大家终于在三问整整百年之际一圆举办奥运的梦想。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首次夺得金牌榜、奖牌榜第一,标志着中国体育完成了从一穷二白到走向世界巅峰的跨越式发展,体育所能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声望的功能也发挥到了极致。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国,中国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营建了完善的比赛场馆设施,营造了开放、和谐、人文气息浓厚的奥运氛围,出色完成了赛会组织服务工作,实现了参赛与办赛同样出彩。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整整30年的成果展示,是一个民族整体精神风貌的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本身,体现的就是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承担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精神。这一精神同体育、同奥林匹克的追求卓越具有深层次的契合。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正是在这种契合中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具象化产物。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举办10周年。在最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刻,大家更要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精神继续奋斗,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遗产继承下去。同时,体育人出战平昌冬奥会,这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的最后一次冬奥会,也是找差距、补短板的重要练兵机会。中国冰雪运动健儿本着追求卓越的积极态度和敬业精神,为祖国争取更多更大的荣誉。
1.4  纪念中国重返世界体坛40周年,坚持体育交往中的独立自主与开创思维
1.4.1  坚持独立自主,以国家实力作为体育交往的坚强后盾
      通过体育树立国家形象,不仅与一国的内部发展一脉相承,更是与一国的国际交往息息相关。2019年不但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奥委会重新在国际奥委会中恢复合法地位40周年。这一事件也成为中国国际交往的又一里程碑。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迫切需要在国际舞台树立新形象,大家为要求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体育的国际交往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52年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新中国在奥运舞台上书写了第一笔;而后,大家意图通过体育传达的和平声音,却屡屡遭到敌对势力的阻挠。1956年墨尔本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奥委会同意台湾地区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遭到中国严肃抵制。其后的两年里,中国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反复申说我国的正当立场,却屡屡被“体育与政治无关”的托词所拒绝。无奈之下,中国奥委会慎重声明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其后二十多年间不再往来。直到基拉宁和萨马兰奇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才开始正视这一问题。在与各方反复沟通、并敬重中国的政治主张基础上,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于洛桑宣布,批准之前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的一项决议案: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并不得使用之前的国旗、国歌和会徽。自此之后,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地位终于得以解决,而来自台湾的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权益也得到了维护。5年后,许海峰在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中国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彻底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竞技体育水平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国际体坛不可忽视的力量,都以1979年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前提。
      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学问运动之一,始终坚持奥林匹克精神的全球普适性。中国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如果不能在国际赛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是中国的遗憾,也是世界的损失。因此,大家选择接受这一世界普遍认可的学问符号,不断适应现代化和国际化潮流。这种拥抱世界、积极开放的姿态,彰显了大国应有的气度,对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和民族性格都影响深远。但不可忽视的是,大家积极参与世界学问交流的基础,是完全的独立自主。任何国际交流的基础都是国家力量,近代史上大家由于国家贫弱,被迫打开国门、以被裹挟的方式走上现代化道路,这种道路选择的方式将一去不复返。以坚强的国家意志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实力为后盾,大家能够既合作又斗争,既适当妥协又坚持底线,保证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使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可以说,新中国的成立与体育国际交往的大事件共处一个时间节点,绝非偶然。
1.4.2  坚持开创性思维,灵活多变开展体育交往
      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体育的国际交往在坚守底线的同时,也往往表现出开创、灵活的一面。在同一个国际组织中同时接受中国和台湾地区的两个代表,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独创精神,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范畴。这一做法和我国在1979年元旦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的表态深度契合,即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敬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用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这一提法,逐渐演变为成熟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跳出既有框架,使用开创性思维,是众多棘手问题能够迎刃而解的关键性因素所在,也是我国奥委会能恢复合法地位的重要保障。
      在体育交往中能够独辟蹊径、开创性解决问题的,莫过于乒乓外交。1971年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期间,美国运动员科恩误上中国队的大巴车,中国运动员庄则栋却趁机向其表达了友好和善意;其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序幕,“以小球推动大球”也成就了一段外交史和体育史上的佳话。如果大家当时判断不够敏锐、将思维仅仅局限在体育领域或运动员的个人友谊上,没能发现“小球”与“大球”间的深层次联系,也许中美关系的改善就要晚上数年。体育作为一种学问交往活动,能够传递出特殊的亲和与友善,除了增进人际交往,对国际交往而言也是重要的黏合剂和破冰手段。在充分认识体育的多维功能的基础上,发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也符合体育本身既遵循规律、又积极大胆进行尝试的工作特征,对今后工作的开展也具有深远的引导意义。
振兴中华、勇攀高峰,发扬中华体育精神
      体育强国梦的实现,不但需要国家力量对体育发展的支撑,更需要体育人自身的力量。在2020年和2021年需要纪念的体育历史事件,则是体育人在正确道路上开拓进取,在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最终形成中华体育精神,为全民族提供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2.1  发扬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2.1.1  振兴中华、为国争光是中国竞技体育的不竭动力
      如前所述,体育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则在国际赛场升国旗、奏国歌,就成为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象征,成为每一位中华体育健儿的光荣梦想。为国争光的朴素感情,也成为他们勇于挑战、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不竭动力。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党,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执政党。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与信仰,以大无畏的勇气艰苦奋斗,而体育人强调的以国家民族为己任、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正与之深度契合。由2021年上推40年的1981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排对阵韩国男排,在先输两局的不利局面下,男排队员力挽狂澜、连扳三局,最终取得进军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当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听到这一消息后,满怀激动的心情走上街头,并将从体育中体会到的国家民族自豪感汇成一句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当晚,新华社即以《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为标题发送通讯稿,这句由体育激发出的爱国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其后,中国女排进一步高举“振兴中华”的大旗。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上首次夺得世界冠军,拉开了史诗般“五连冠”的雄伟序幕。女排夺冠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并在文中写道:“中华健儿有信心、有志气在世界体坛称雄,中华民族就一定能振兴!”“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与“五连冠”,也成为那个年代中国人最重要的记忆之一。
      “振兴中华”的口号肇始于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其章程中就明确:“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表达了仁人志士想要使贫穷落后、任人欺凌的中国走向独立富强道路的决心。而最终肩负起这一使命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和领导的有志之士,这一理想也不断传递给每一个中国人,激发着全体国人将朴素的国家情感化作对国家实力崛起的热望和对自身肩负责任的承诺。青年学生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新人,看到体育健儿反败为胜的一幕,将这一体育比赛进程同中国意图对世界先进水平奋起直追的历史进程相结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也就带有了某种历史的必然。
2.1.2  顽强拼搏、敢于“亮剑”是中国竞技体育的光荣传统
      竞技体育是充分调动人身体潜能使之最大化的过程,且又通过双方或多方的直接竞争,用鲜明而直接的比赛胜负来刺激参赛者,从而对运动员的精神状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体育界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竞赛中的技战术固然重要,心理和意志品质更不可或缺;既要通过训练使运动员“艺高人胆大”,也要发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顽强拼搏精神,越是面对强手、越是陷入不利局面,越不能为困难吓倒,只有敢于“亮剑”才能看到胜利的希翼。早在1959年,新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就在不利局面下,喊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口号,自那以后,中国体育健儿的顽强拼搏就成为一种光荣传统,激励着体育人不断奋勇向前、为国争光。1981年起中国女排能够在内部新老交替、外部强敌环伺的条件下实现“五连冠”的辉煌伟业,同样依靠了这种内在的精神意志。2016年,当中国女排在一致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屡挫强敌、最终夺得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女排金牌时,让大家看到了集合了爱国主义与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后有来者,体育人的壮志豪情与正能量,再次为中华民族书写了绚烂的一页。
2.2  发扬勇于挑战、团结协作的登山精神
2.2.1  坚持勇于挑战、敢为人先的大无畏精神
      2020年,在国家层面上,大家将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学问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国家,由一个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前进和工作方向的大党引领前进,而且要在实现小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中是史无前例的,甚至难以找到历史参照的。这种披荆斩棘、大胆开创、敢为人先的精神,既是推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体育人始终坚持的体育精神。从2020年上推60年, 1960年5月25日,组建仅有5年的中国登山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取道珠穆朗玛峰北坡,最终有王富洲、贡布、屈银华3名队员成功登顶,征服了这个世界“第三极”。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为中国体育缔造了又一个奇迹。
      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是勇于挑战、敢为人先的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体育是人类自由的象征,勇于冒险、勇于挑战是体育精神的重要内核。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同自然环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只有人掌握了一定自然规律、对自身生存和发展能力有一定把控能力之后,才能实现同自然和谐共处、以自然为游戏空间。体育是一种人类表现自身有能力摆脱自然规律束缚的游戏,尤其是对条件险恶、极端严苛的高原雪岭进行征服和超越,是人生存空间拓展的尝试,是人类的勇气对险恶环境的超然与藐视。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攀登珠峰前曾留下一句名言:“为什么要登山? 因为山在那里。”这就是对勇于挑战的登山精神的最好诠释。
      如果说登山精神就是勇于挑战,中国登山队的勇于挑战更是敢为人先。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但截至1960年,登山队成立也不过5年时间。由于登山运动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危险性,让攀登珠峰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挑战。而且,当时中国面临着国内国际两方面的严峻形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遇到困境;国际上与苏联关系紧张,并使此前中苏共同攀登珠峰的计划直接破产。面对不断升级的困境,中国登山队员毅然做出了从北坡独立攀登珠峰的决定,并最终成功实现目标,这种敢于突破禁区的大无畏勇气,宣告了中国人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为那个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需要特别指出,敢为人先、突破禁区,固然需要精神和意志的引领,但也绝非仅凭一腔热血的盲目突击。事实上,为了登顶成功,中国登山队进行了大量细致而谨慎的准备。资料显示: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亲自过问攀登计划,批准的专项资金达到40万美金,登山物资超过100吨。1958年起登山队开始对当地地形、气候等进行详细研究,掌握了较为先进的防寒、通讯、医疗、夜行、通过特殊地形等技能,为其后的登顶打下了坚实基础。如同其他行业的进步一样,要想对禁区进行突破,就一定要实现对规律更丰富而细密的掌握和运用。
2.2.2  坚持团结协作、相互扶持的团队精神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登顶珠峰,依靠的是不畏艰险的勇气、敢为人先的志气、科学创新的智慧,还要依靠团结协作的作风。
      珠峰登顶的团队中,担任探路者角色的史占春、王凤桐攀登到离珠峰顶端只有200多米的“第二台阶”时,果断坚持使命为队友铺路,将登顶的机会留给队友。在冲击顶峰的过程中,突击队员刘连满建议采用人梯战术,让队友站在自己肩上翻上了第二台阶,但自己却由于体力消耗过大昏迷过去。三位队员将他装进鸭绒被,吸上氧气,继续攀登,在尽快登顶成功之后又回来救助队友。最终他们在氧气几乎用尽、相互搀扶的情况下创造了奇迹。为一个共同目标精诚团结,无私合作,共同奋斗,这既是中国体育人,也是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面对任务、困难与挑战时的重要精神法宝。
      距离珠峰登顶一个甲子后,2020年的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啻为又一次珠峰的攀登。这么说绝非危言耸听,尽管中国体育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竞技体育在新时期面临着新挑战:自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中国代表团总体成绩呈下滑趋势是不争的事实;日本与中国优势项目重叠较多,兼有主场优势加成,势必对中国构成巨大的挑战。面对这一局面,中国体育人要想大展宏图、再续辉煌,既要敢为人先、敢于亮剑,又要坚持团结协作的光荣传统,发挥“团结练兵,一致对外”的优势。只有凝心聚力,才能屡战屡胜。
共筑体育强国梦
      2022年,大家将迎来党的二十大。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篇时刻,体育强国的建设将进入新的阶段,而中国体育界对于这一时间节点有着更加特殊的历史记忆。2022年是毛爷爷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70周年,这为一代代体育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体育强国的建设确立了基本原则,就是要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参与感。同时,大家还要办好冬奥会、冬残奥会,进一步加强体教结合,发挥体育在提升民族身体自信与学问自信方面的作用,共筑体育强国梦。
3.1  体育强国的基本内涵
      走上正确道路、发扬体育精神,共同指向体育强国梦。要实现这一梦想,首先要对体育强国的含义有基本理解。早在1983年,原国家体委在《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当中,就提出了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目标设想。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真正做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2014年2月7日,习大大总书记在看望索契中国代表团时指出:“大家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 2017年8月27日,习大大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运会即将开幕之际会见体育工编辑代表时要求: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备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说明了现阶段主要的工作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是全球中华儿女的共同企盼和奋斗目标,而体育强国梦则是中国梦在体育领域的具体表现。
      以当今的工作标准来看,体育强国的目标与工作任务更加丰富。在进一步提升竞技体育水平,使竞技体育继续成为为国争光、为社会播撒正能量的重要途径的基础上,还要着重从4方面努力:1)要在以人为本的引导思想下,深化体育改革,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尤其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发展群众体育;2)坚持教体结合,发挥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3)做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工作;4)发挥体育增强身体自信和学问自信方面的积极作用。
3.2  以人为本、惠民共享,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0 周年
      2022年,中国体育界有着更加特殊的历史记忆。由2022年上推70年, 1952年6月10日,毛爷爷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著名题词。这一题词鲜明地反映了毛爷爷同志本人的体育思想,也说明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开展的根本目的和发展方向,更成为了体育工作最为家喻户晓的响亮口号。它首先纠正了社会对体育“不过是玩一玩、打打球”的偏见,说明了体育工作同人民体质之间的密切联系;其次说明了人民群众才是体育的主人,而只有人民群众普遍性地增强体质,才能从根本上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间节点回顾毛爷爷同志的题词,也与大家当前体育工作的方向契合。体育不仅是强身健体,但强身健体永远是体育最基本、最直接的功能。要坚持以人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首先要深刻体察人民群众在追求幸福生活和健康身体方面的基本需求,因此,体育工作中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体为本、以健康为本。2016年,习大大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提出“体医融合”,“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强调了体育促进健康、为国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动力的基本功能,可以看做是对体育强身健体功能更为科学、全面的认识,与毛爷爷同志的题词遥相呼应。同时,大家在工作中也需要进一步宣传体育的重要价值和功能,宣传科学健身的理论与方法。
      2016年我国“十三五”规划明确将“共享”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理念,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改革和发展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成为时代的新课题。在体育中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就需要在体育中坚持“以人为本”。《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就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人民群众的体育权益为着眼点,充分调动人民参与体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各方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与毛爷爷同志的题词相比,“十三五”规划将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从“增强体质”拓展为“多元化需求”,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但究其根本,工作的出发点仍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工作的评判标准仍在于人民的满意,这一点始终不会改变。
3.3  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2022年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工作中地位尤其关键。从国家的角度来讲,新中国历经近7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打造新型政治秩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大国就要有与之相称的形象与气度,无论是打造中国的国际形象,还是彰显中国的发展成就,国际性体育赛事都不可缺席。大家要在贯彻毛爷爷同志题词70周年基础上,要在数年间持续提高冬季运动水平,着眼参赛,推动冰雪运动竞技体育水平全面提升;要办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筹办工作中贯彻绿色、共享、开放、清廉的办赛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也要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最终实现“办赛精彩,参赛也要出彩”的目标,这也是大家体育人的政治担当。大家也有理由相信,2022年冬奥会一定是一届同2008年北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精彩、非凡、卓越的盛会,也一定会为中国人体育强国梦和伟大中国梦的伟大蓝图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3.4  坚持教体结合,发挥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
      以人为本的“人”既指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竞技体育的主力军——运动员更应当做到以人为本。加快完善教体结合之路,发挥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为运动员及竞技体育人才的成长创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全面的素质培养道路,既关系到其个人的发展,又对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竞技体育被认为是少部分有运动天赋的人参与的活动,没有将其作为应当广泛用于学校教育的重要手段,导致竞技体育人才链在基础端与教育系统脱节,出路不畅,使一些本有志于让自己孩子投身专业体育的家庭观望不前,影响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而由于忽视体育完善性格,教给人遵纪守法、团队协作、胜不骄败不馁、勇于拼搏等各种精神的独特作用,从而在这些方面形成了教育缺口,也很难让学生体会到体育的重要意义,更无法使其在走出校门之后形成运动习惯、成为群众体育的主力军。因此,进一步转变观念,强调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势在必行。
3.5  增强民族身体自信与学问自信
      体育强国,不仅体现在体育各个类型的外在指标上,也体现在内在的学问根基和民族自信上。“学问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学问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大大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学问和学问建设的地位作用,深刻阐明了在新时代以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对待学问,用什么样的思路和举措发展学问、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推进学问建设等重大问题。体育作为学问现象,首先是人的身体学问的记录,小到个体互动,大到国际交往,身体往往是所能展示出来的、留给他人或他国的第一印象。尽管中国历史上同样拥有悠久而深远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形式和学问,但强调持中、和谐、内敛的学问特征,在强调冒险、竞争的西方体育学问面前,其弊端被无限放大。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竞技体育的发展与突破,就是在这种意义上重塑了中华民族的身体自尊与学问自信。一个运动员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个体,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最为出色的身体形态和运动能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发展道路同样坎坷,但在不同历史环境下,体育健儿都通过顽强拼搏,用事实向国人和世界宣告中华民族首先在身体上不输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随着时代的发展,身体自信不仅源于代表中国的体育健儿的争金夺银,也将源自每一个公民的身强体健。总之,身体自信是最基础的学问自信,在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必将从学问角度,为体育强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加一块重要拼图。
结束语
      习大大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既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又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期。回顾重要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绝不是要沉浸其中,单纯述说新中国体育的历史功绩,而是希翼将中国体育曾经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正能量继承发扬。对传统和精神的重视,有助于大家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体育在促进人民群众健康、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视体育对树立国家形象、服务国家外交的重要作用;重视体育在增强民族学问自信、身体自信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只有如此,源自历史的时间节点才能把中国体育带来的精神动力贯穿到当今的工作当中。
 
——摘自:池建,历史交汇期的体育强国梦——基于党的十九大精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之路——《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01

基于“补短板”视野下的新时代中国体育强国发展道路探索

补短板是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呼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体育强国建设,折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体育的新定位。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是要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深化体育改革,更新体育理念,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学问等各领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发展不平衡,体育产业发展不平衡,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发展不平衡,个人项目和集体项目发展不平衡,场地设施利用率不高和供给不足的不平衡,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等各类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将会极大地影响体育强国建设的顺利实现,降低人们对体育事业发展成就的获得感;因此,建设体育强国,势必是一个不断补齐短板、挖掘潜力、开拓发展空间、提亮成色的过程。
      新时代的体育补短板,表现出2大基本特征和深远意义。一是通过补短板推进体育转型,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历史跨越,顺利实现体育强国,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补齐体育短板,建设体育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二是补短板,是补体制转型的短板,实现体育发展由政府独轮驱动向政府、社会、市场、大众四轮驱动的转变;因此,从国际和国内双重维度,考虑补齐体育短板,强化顶层设计,聚焦核心短板,精准施策,能够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这是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
      本研究围绕新时代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剖析制约建设体育强国所面临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回答“短板在哪里、原因是什么、怎么去补齐”,推进体育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化,进一步释放体育改革的活力,进一步增强体育的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体育的力量。
体育发展的短板
      从近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体育的要求、近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对体育的要求、近期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对体育短板的看法、体育法律法规缺失情况、近期媒体对体育短板的看法、我国体育短板研究情况等6大方面,厘清我国体育发展短板的研究现状和演进脉络、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从而系统梳理并动态把握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所面临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下7个方面。
2.1  竞技体育规模、结构、效益不均衡问题突出
      竞技体育呈偏态结构,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与非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与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个人项目与集体项目发展不平衡,新兴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发展不充分;传统举国体制下的“全国体育一盘棋”合力不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储备下滑;运动队科学化管理和训练水平有待提高,运动员学问教育和就业安置问题突出;全球化时代把握国际竞技体育发展趋势和潮流的能力欠缺,备战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冬奥会形势严峻。
2.2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统筹推进面临严峻挑战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还不够完善,政府公共体育服务职能还需要进一步明晰,相关政策融合度和实施度不够;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合力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落差较大;开展群众体育的场地设施不足,配套不够,体育健身学问不浓,健康生活理念不足,居民尚未形成健康的健身消费观,开展体育健身活动的根基薄弱;基层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还需进一步推进,支撑培育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仍需完善;尚未形成激活全民健身基层活力的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群众体育项目发展缺乏助力。
2.3  青少年体育体系不系统、不完善、不健全
      青少年体育发展受到社会环境等束缚,青少年体育经费、场地、器材匮乏,基层训练体系动摇,青少年体质持续下滑;青少年体育参与受到学校办学理念和管理的禁锢;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沟通融合问题突出,学校体育边缘化严重,体育师资匮乏,体育场地资源社会化程度低;家庭体育和社区体育的缺失阻碍青少年体育习惯的养成,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2.4  体育产业整体质量不高
      体育产业结构不平衡,产业行业上下游不配套;体育产品结构单一、趋同,体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体育生活性服务业有效供给不足、质量水平不高;战略性新兴体育产业总体规模仍然较小;职业体育生态链条不健全,对职业体育本质的理解不够清晰,职业联赛管理运行粗放,专业化和规范化程度不够;体育场馆市场化运作不足,体育产业人才严重匮乏;社会企业、社会力量体育参与度仍较低。
2.5  人力资本支撑薄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体育人才的结构和总量与体育强国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各类体育人才发展不平衡,高素质复合型的体育管理人才匮乏;体育外交人才培养、储备不足,国际体育组织任职人数比例偏低;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训练经历的教练员人数不多;高层次体育创新创业人才和团队紧缺;体育企业缺乏自主常识产权和领先的核心技术,研发设计乏力,产学研用融合度不高,体育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体育科技成果没有充分有效转化。
2.6  体育立法、执法、守法链条不畅
      体育立法滞后,《体育法》内容和立法技术存在缺陷,体育部门执法能力不强,《体育法》实施不佳影响其法律功能发挥,配套体育法规政策不够健全,体育纠纷无法公平快速解决。
2.7  体育学问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不足
      体育学问缺失,体育教育功能在体育学问传承中缺位,传统体育项目创新发展动力不够;拥有国际体育影响力的体育明星运动员较少,体育精神的解读与传播不足;城市体育特色、体育旅游胜地品牌不突出,体育学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不够积极,在国际体育事务中体现“中国声音”不足。
全面补齐体育短板的战略举措
3.1  补短目标:确立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定位
      坚持改革创新,树立“全地域覆盖、全周期服务、全社会参与、全球化合作、全人群共享”的“大体育”理念,把体育事业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把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体育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释放和增强体育发展的社会活力,加强体育理论研究和体育常识普及,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互动发展,促进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建设同我国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同人民美好生活相匹配的强国体育,以体育强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2  推进改革:突破“思想固化”的束缚和“利益固化”的藩篱
      面对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勇于突破“思想固化”的束缚,以新理念、新作为标注中国体育发展的新方位,破除制约体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科学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围绕建设体育强国目标,努力打造一支讲政治、谋打赢、搞服务、做表率的体育工作队伍,摆脱旧的思维定势、固有模式和路径依赖,明确新时代下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点、动力、方向、效能及路径。
      2)注重体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连续性,从根本上将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推进下去,着力解决制约体育强国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
      3)构建“行政部门管总—奥委会主赛—体育总会主健—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体育管理新格局,使体育体制和管理模式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主要加强业务引导和依法监管,完善体育发展顶层设计,注重引导和培育,建立与体育社会组织的新型合作关系;中国奥委会以吉祥棋牌手机版为主责,全面负责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在国际奥委会框架下履行中国义务,开展国际合作,组队参加世界大赛;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以全民健身为主业,主要发挥其体育社会组织的龙头示范作用,大力发展、充实、扶持和引导基层体育组织,形成架构清晰、类型多样、服务多元、竞争有序的现代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新局面。
      4)扎实推进项目协会的实体化改革进程,注意优势运动项目、潜优势运动项目、弱势运动项目、冰雪运动项目、集体球类项目在推进协会实体化改革中的异同,注意处理好项目人口发展、体育人才培养、备战参赛工作、赛事体系构建、项目学问传播、基层组织服务间的关系,形成扁平化、专业化、高绩效的项目协会领导管理体系和项目国家队参赛指挥体系,确保项目发展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全局性。
3.3  全民健身:筑牢健康中国的体育之基
      从全民健康的大处着眼,从全民健身的小处着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不断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群体”工作格局,围绕全民健身“六个身边”工程,构筑支撑全民健身工作的“四梁八柱”,积极探索推进全民健身工作的方法路径。
      1)协同创新,共同治理。用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健全统一领导体制,完善政府层面的协调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动员社会各界鼎力合作。
      2)完善督查,传播学问。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将全民健身服务水平和服务成效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完善评价考核和督导检查,推动各级政府落实全民健身主体责任,以监管到位,讲求实效的思维方式统筹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充分释放全民健身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
      3)公共服务,多元提供。从国家层面加强对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增加居民“身边的场地”;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制度,发布体育建设标准、公园法案,对公园的体育设施进行硬件引导,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在服务全民健身中发展壮大,实施“体育+”行动,推动体育与相关行业融合发展,构筑良性的运行体制机制。
      4)培育意识,养成习惯。创建运动健康城市,创建全民健身模范区(县),创建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在乡镇街道办公室设置体育专员,夯实群众体育参与基础。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奖”,对全民健身成绩突出的个人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努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厚植体育基础中的重要作用,把全民健身计划做成全民幸福计划,让使人民充分体会到体育的获得感。
3.4  练兵备战:构建新时代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新机制
      竞技体育作为我国体育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完善和发展新时代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全面提升竞技水平,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争光能力。
      1)摒弃金牌至上论和金牌无用论,培养和塑造与体育强国相适应的健康金牌观念,充分认清竞技体育背后折射出的国家制度、国家发展、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和社会价值,奋力加快中国竞技体育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步伐。
      2)推动项目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努力建造新体制下奥运备战力量体系。注重以结构功能优化牵引规模调整,深入改进不同类别项目比例,优化奥运项目力量结构,革新奥运备战队伍编成,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和奥运战略实施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学密集型转变。
      3)构建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组织多元投入的我国新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和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竞赛体系。学校运动队、业余体校、运动学校、体育俱乐部有机结合,青少年竞赛体系、学校竞赛体系、职业竞赛体系有机融合,国家队在学校、体校、俱乐部、职业队中选拔组建,运动项目协会对赛事进行审批、认证、管理和监督,不同类别运动员分层逐级有序参赛,形成多元投入的新型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4)改善国家队运动员选拔与管理制度,启动归化外籍运动员计划,深入推进“跨界跨项选材”,构建“以运动员为中心”的综合服务保障体系,着力解决长期以来运动员学问教育的缺失问题,关心运动员的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
      5)以教练员为首要,根据项目特点组建中外结合的教练员团队,大力实施精英教练资助计划和基层教练员培训工程,落实教练员持证上岗制度,完善教练员聘任管理办法,健全执教理念传承机制,敬重主带教练员的贡献价值,建设一支大局观强、素质全面、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优秀教练员队伍。
      6)创新国家队治理,完善运动队组织建设。根据项目特点推进复合型团队建设,完善国家队管理模式,重新构建责任层层分解、压力层层传递的“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国家队保障体制;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编制,细化各类人员奖励办法,形成“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政策依据;加强对运动训练过程的控制,以贯彻实施《国家队训练管理质量评估实施办法》为抓手,对国家队备战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训练过程从组织管理、训练创新、参赛指挥、团队学问等方面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建立竞争机制,利用区域优势和社会组织力量多种形式承担国家队任务,大胆探索与社会企业、高等院校和地方部门合办国家队。
      7)以条件建设为保障,加强练兵备战的阵地建设,优化训练基地布局,完善训练基地管理制度,提升训练基地的多元功能,筹措多元化资金渠道,建立场馆市场化资金运营机制,提高训练基地整体效益。
      8)加强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冬奥会参赛过程的科学设计与有序控制,完善异地参赛系统,提高程序化参赛对重大比赛获胜的贡献率,提高运动员的参赛能力。要更加全面深入地把握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体系,争取获得更多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资格。
3.5  升级换代:开拓体育产业的康庄大道
      作为运营和构建活跃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生产经营活动,体育产业需要通过升级换代来推进体育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体育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助推器。
      1)创新市场运行机制,将体育市场进一步开放,通过体育产业引导资金鼓励企业发展,推进赛事举办权、赛事转播权、运动员转会权、无形资产开发利用等,使重要体育资源公平、公正、公开流转,建立健全各类体育产业资源交易平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把品牌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着力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鼓励企业开发科技含量高、拥有自主常识产权的体育产品,推动体育企业做专做精、做大做强,扩大国际知名度,推动学问创意和体育用品产业融合,打造学问附加值更高的体育产品。
      3)激发体育消费意识,强调市场和消费的融合,促进健身休闲与健康、养老、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 健身体闲”,拓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空间。
      4)深度挖掘体育竞赛表演业的发展潜力,鼓励和支撑各地结合自然人文资源特色举办体育活动,打造一批影响力大、群众参与度高的精品赛事;明晰赛事功能定位,“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目标在全运会不能被弱化或改变,突出备战冬运会和培养青运会青年运动员的目标价值,释放全运会的改革任务压力;着力赛事产业服务,提升赛事的办赛质量和专业/ 职业水准,摆脱项目发展中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分离的困境。
      5)职业体育水平要不断提高,继续推动条件具备的运动项目走职业化发展道路,完善职业体育的政策制度体系,优化和规范职业体育发展环境,塑造职业体育学问,逐步提高职业体育的成熟度和规范化水平。
3.6  四位一体:促进青少年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完善的青少年体育发展体系,需要从国家战略管理的视角切入。
      1)建立和完善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四位一体的青少年体育参与网络治理模式,创新组织运行机制,大力提高青少年体育素养和参加体育活动意识,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多元化的青少年体育参与机制。
      2)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强制性”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加强青少年体育活动,夯实青少年训练基础,促进青少年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的平衡与协调,依法保障青少年体育全面发展。
      3)发挥学校体育的教育功能,更新校长治校理念,建立科学的学校体育课程结构和内容体系,推动学校建立与家庭、社区的伙伴关系。
      4)强化社区体育政策实行的网络治理模式,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的力量,构筑学校体育、家庭体育和社区体育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管理方式。
      5)充分发挥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营造家庭体育的良好氛围。
      6)加强各级各类体校的精品化建设,积极调动社会力量,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完善青少年训练体系。
3.7  焕发活力:扩大运动项目学问影响力
      学问是运动项目发展的精髓。进一步提高对运动项目学问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挖掘体育学问内涵,促进以运动项目学问为核心的体育学问建设,提升中国体育学问软实力,发挥体育在社会主义学问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1)以赛事为平台,厚植运动项目学问。要深挖运动项目学问内涵,建立契合运动项目学问的赛事符号标识体系,注重赛事合作伙伴等相关活动宣传中运动项目学问的塑造与传播,拉近与赛事观众沟通的距离,彰显中华传统礼仪学问,树立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良好国家形象。
      2)加大对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志愿者等赛事队伍中典型人物、典型事迹深度挖掘的力度,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明星,通过多种新媒体宣传媒介手段,讲好体育故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发挥体育在推进国际传播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3)通过体育博物馆、体育影片、体育图书等形式,收集、整理、存档、研究、开发运动项目学问资源,继承、传播、提炼运动项目体育精神,扩大运动项目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和认同感,使体育学问成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的重要载体。
      4)构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运动项目学问,注重从家庭—学校—社区等不同层面强化运动项目学问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培育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项目休闲体育学问,体育教育中全方位融入运动项目学问,在社区建设中凸显区域运动项目学问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发挥体育学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3.8  科技创新:培育体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提升全民健身效果,增强竞技体育实力,需要发挥科技创新在提高运动训练水平中的重要作用,让科技助力于体育发展。
      1)广大体育工编辑进一步增强科技意识,将科技创新理念融入体育运动发展的各个环节,用科技武装体育运动发展体系中人员的头脑,提升全民健身和奥运备战中科技创新与服务的意识与能力。
      2)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奥运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提高个性化定制服务水平,通过科技手段攻破技术难题,促进竞技水平提高,用科技带动国家队运动训练和奥运备战水平的提升。
      3)发挥科技创新在全民健身、运动参与大数据、赛事服务、志愿者培训等领域的重要作用,营造推动体育科技成果实现有效转化的体制机制,推进体育与科技创新的相互融合,提高全民健身的科学化水平。
3.9  依法治体:增强体育强国建设法治化水平
      面对体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需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治体系,提高体育强国建设的法治化水平。
      1)根据我国国情和体育需求,形成多元体育法治资源与途径的协调互动,伴随社会转型全面构建法治体育,扭转目前我国体育法治基础相对薄弱的局面。
      2)深入推进科学的、民主的体育立法,完善体育立法体制和程序,建立体育仲裁制度,深化体育政策制度调整改革,丰富拓展体育法治理论。
      3)调整现实体育发展中过于工具化、功利化的价值定位,依法保障公共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变革偏重活动竞赛而弱化社会行政的管理模式,增强体育部门执法能力。
      4)培育和拓展体育法治的社会基础力量,打破过度垄断对体育社会化、产业化的限制和阻碍,建立和完善透明公正的法治程序,畅通伸张体育权益诉求和解决体育纠纷的多元渠道。
      5)以纪律建设为核心,下大力气整肃运动队纪律,坚决克服管理松懈、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现象。
3.10  体育外交:提升全球体育治理中话语权
      体育运动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中华优秀传统学问国际传播的有力助推器。中国体育应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呈现新时代中国新形象、新梦想,提升全球体育治理话语权。
      1)围绕国家外交布局,做好体育外交工作顶层设计,借助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平台,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机制,开展体育交流互访,加强互学互鉴。
      2)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有重点地加强与相关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作,有计划地支撑和选派优秀人员进入各个项目国际体育组织核心层,把握项目设置调整动态,发出中国声音。
      3)积极围绕参赛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办北京冬奥会开展国际体育交流与合作,交流学习赛事组织、备战参赛和发展体育产业的经验,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全面提升办赛参赛能力。
结束语
      体育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体育在历史的关键点上必须抓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加快补齐体育短板,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根本转型,实现从量到质的全面提升,实现体育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政府独轮驱动转向政府、社会、市场、大众四轮驱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为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顺利实现体育强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奠定坚实的基础,开创新时代体育发展新局面。
 
——摘自:钟秉枢,何俊,郝晓岑,基于“补短板”视野下的新时代中国体育强国发展道路探索——《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01

我国教练员的伦理困境:来源、分类与内涵

      1991年生效的《奥林匹克宪章》第一次对奥林匹克主义(Olympism)进行了诠释:“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结合在一起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与学问和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寻求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以体验奋斗中的乐趣、寻求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尊重社会责任和一般伦理为基础。”(Olympic Charter,2013)在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主义的诠释中,“伦理”成为其中一个关键词。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体育竞赛运动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体育运动中特别是竞技体育运动中的伦理问题(Ethical Issue)频繁出现。兴奋剂丑闻、假球黑哨、权钱交易、裁判不公、虚报年龄、球迷骚乱、体育政治化和商业化等伦理缺失现象层出不穷。职业化体育参与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忽略了体育活动所要求的个体道德人格树立和公共伦理秩序维护。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从1992年足球运动开始职业化改革以来,我国体育市场化和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极端主义滋生,弄虚作假、违规违纪等体育道德失范事件也经常发生。
      教练员是体育活动中,特别是竞技体育活动中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他们如何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环境中正确面对和处理伦理问题成为体育管理者、职业体育俱乐部、体育科研人员和教练员本身等利益直接相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教练员在体育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而多样的角色。教练员多元化的角色和复杂性的工作决定了教练员职业的特殊性,而且其在训练、比赛和管理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往往具有区别于其他职业的复杂性。同样,教练员的多元化角色也使其将面对更多的机会、诱惑和导向,除了与比赛和训练相关的因素之外,更多的是例如工作机会、职业声誉和个人利益等各种体育比赛之外的因素都一直影响着教练员的实际工作;在职业体育中更有出资者利益、广告商权益和媒体曝光等更多利益问题对教练员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我国教练员更多时候甚至还不得不面对来自于行政力量的干预。在这些源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各种非体育因素的影响下,教练员经常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深陷体育运动的伦理问题中,遭遇伦理困境(Ethical Dilemma)。
      教练员的伦理困境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基于伦理和利益选择的两难的、难以自治的问题,随着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愈发普遍。处理好伦理困境,将有利于教练员个人良好形象的树立,有利于运动队的和谐发展,有利于运动员成绩的提高,有利于教练员与运动员良好关系的形成,有利于体育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健康发展。然而,当教练员面临伦理困境时却很难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特别是当教练员面临来自于赛前所承诺的比赛成绩所带来的压力时,他们往往会在各种特殊情况的挑战面前无法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研究者认为当教练员遭遇这种伦理困境时,需要教练员利用各种常识、经验和假设去认真考虑他们可能遭遇的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Stirling的研究证实不同类型的伦理困境需要不同的方法解决。正如前文所提及,在实践中由于教练员可能面对各种不同情境、不同利益相关者和不同的赛前承诺,因此其所面对的伦理困境也会由于来源的区别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那么在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也会表现出差异性。那么我国教练员主要面对哪些伦理困境? 这些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不同的伦理困境具有哪些特点? 这些问题将成为帮助教练员正确选择伦理困境解决办法,净化体育赛场,保证比赛公平公正进行,促进职业体育健康稳定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核心概念的界定
      伦理作为一种规范价值,是对人之全部生活的一种限定,是将人的生命活动引向幸福的必然选择。对于伦理一词的说明有很多,在中文语境下通常会被解读为“人伦之理”。中国古代很多文献中都记载了“伦”和“理”,两个字连用最早始于《礼记•乐记》,但这里的伦理与现代意义上的伦理还是有差别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伦理一词源自日本,经常与道德连用,主要用于说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道德规则。
      “伦理困境”则是一种在伦理问题上的两难境地。美国社会工作协会伦理守则修订委员会主任Frederic Reamer对伦理困境的定义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我国学者袁君刚基于社会工编辑的角度,指出伦理困境就是基于利益博弈之上的策略性选择问题。Robert C. Schneider 在《体育与运动伦理:理论、观点和应用》一书中对伦理困境的定义是:这是一种要求通过行动来决定哪一种决定是最佳选择的状态。这些定义分别从伦理困境的现实表现和可能结果两个方面对伦理困境进行了诠释。综合以上的定义大家认为伦理困境主要包含以下含义:一是主要指在伦理和利益上遇到了两难的问题;二是这种问题是难以自治的;三是要解决这种两难问题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和行动。
      综上所述,对于教练员而言,其遇到的伦理困境就是工作实践中出现的利益与伦理的冲突以及对于利益的策略性选择,且希望这种选择将取得最佳的效果。随着体育职业化的发展和深入,教练员的“策略性选择”和“最佳效果”往往呈现出了现代特点的价值多元化,以及基于多元选择而产生的多元矛盾。通常职业体育教练员面临的矛盾不会是单纯的两种价值的冲突,很多时候都是竞赛成绩、商业利益、上下级关系、专业常识和个人道德等多种价值的选择和冲突。在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冲突过程中就会产生复杂的伦理困境,例如公正、平等和人际关系;能力、个人利益、比赛成绩和行政命令;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责任等。
研究方法与对象
2.1  研究方法
      为了解决研究所提出的问题,了解我国体育教练员在其工作中所面对的伦理困境并对其进行分类,研究者采用了以访谈为主要研究手段的质性研究(运用《我国教练员伦理困境调查访谈提纲》进行访谈)。该研究方式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以访谈为主的资料收集方法,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从原始资料中归纳而非演绎的思路来分析资料和形成结论。
2.2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来自全国10个省和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市、辽宁省、四川省、广东省、海南省、福建省、湖北省、浙江省、重庆市和上海市,共调查36名工作年限10年以上的专业(职业)体育教练员,涉及运动项目主要包括足球、篮球、排球、游泳、乒乓球、羽毛球和田径。
      调查教练员平均年龄48岁,平均执教年限15年,其中男性教练员32名、女性教练员4名。访谈采用SAMSUNG手机作为录音工具,访谈地点主要包括办公室和训练场,平均访谈时间为823. 44秒。访谈录音通过4个人组成2个小组共同进行转录,全部录音转录为文字文档后,平均每个访谈对象的访谈字数为2336字。
我国教练员伦理困境的分类与内涵说明
3.1  伦理困境的分类及其范畴化
      将4名中文专业和体育专业的研究生分成2组,将整理好的访谈录音通过双盲法的方式进行分析。两组成员对录音文本中所提及的教练员面临的伦理困境问题关键词(句)进行了提取,通过对两组提取的关键词(句)进行比对和归纳总结共获得关键词(句)18条。
      为了对这些关键词进行范畴化,范畴化是一种基于体验,以主客体互动为出发点,对外界事物进行主观概括和类属划分的心智过程,是一种赋予世界以一定结构,并使其从无序转向有序的理性活动,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手段。研究通过专家法,将所有关键词发给5位相关专家(包括体育学和伦理学专家),通过对专家的分类结果进行综合和分析,最后将这18条关键词进行了范畴化,得到4种我国教练员伦理困境的来源:竞赛、人际关系、社会压力和其他。
3.2  教练员伦理困境的内涵说明
3.2.1  竞赛中的伦理困境
3.2.1.1  非体育行为
      “非体育行为”是所有教练员均提到的伦理困境。但很多教练员认为这种行为是运动项目规则允许范围内的一种行为,目的是通过“合理”利用比赛规则获得比赛的胜利。其中足球和篮球教练员在比赛中所遇到的运用这种“合理”手段获得比赛优势的情况最多,一名足球教练员指出:“在一场比赛的结束阶段,如果本队处于领先的情况,且领先优势很小,那么一般教练员都会在比赛补时之前或补时中进行换人,这是所谓的‘战术性’换人,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换人缩短实际比赛时间;另外,很多时候教练员还会指挥运动员在被侵犯甚至是未被侵犯的情况下要求进行治疗,其实这个阶段很多运动员不需要教练员的指挥也会这样做,这种行为已经甚至成为了一种惯例,且规则很难约束,这也是缩短实际比赛时间,打乱对方比赛节奏的非正常手段……其实这不算是你所谓的‘不道德’或存在什么‘伦理问题’吧?”
      当然,教练员在比赛中的非体育行为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于裁判员判罚的干扰和制定特殊战术造成比赛非正常进行。其中多位篮球教练员都提到:“大家经常会在场边与裁判讨论一些判罚的问题,有时候甚至会做出一些过激行为,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干扰裁判员的判罚)。无论有没有用,很多时候都是习惯了。”
      多位羽毛球教练员说:“在比赛中遇到一段时间的‘逆风球’时,大家会让队员通过换球拍、要求换球或是清洁地板甚至是请求医疗暂停等要求来中断比赛,其实这些请求都是不需要的,不过诈伤的情况还是非常少,很多时候有经验的运动员其实根本不需要教练员的提示也会利用这些‘招数’来调整。”目前,很多项目正在不断地修改规则,希望通过规则来限制教练员的非体育行为,例如足球规则对于拖延时间的警告、NBA赛场上的零容忍政策等。
3.2.1.2  滥用药物
      滥用药物一直都是竞技体育中的最严重伦理问题,也是体育比赛中最不能被容忍的问题,主要包括使用兴奋剂和疾病治疗中误用药物。为了获得更好的比赛成绩而使用兴奋剂是竞技体育赛场中屡禁不止的伦理问题,国际各个重要的综合或单项体育协会都专门设有反对兴奋剂的部门或机构。目前,田径、游泳和自行车等项目是兴奋剂问题的重灾区,几乎每年都会有著名运动员深陷兴奋剂丑闻。虽然使用兴奋剂的主体是运动员,但往往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与教练员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位被访谈的游泳教练员对于由于兴奋剂问题而带来的伦理困境的描述具有代表性:“对于游泳项目而言,可以算是兴奋剂检测最为严格的项目之一。很多时候,大家作为教练员也非常为难,由于运动员的消耗非常大,为了能够尽快恢复更好地进行下一次的训练,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加之现在游泳运动员水平越来越高,竞争非常激烈,很多教练员也是没有办法啊……其实,兴奋剂这个东西吧,很多时候考虑的是是否可能被检测出来,而不是对于运动员本身的伤害,特别是女性运动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兴奋剂问题将始终存在……有时候还存在说竞争是否公平的问题,其实业内的竞争都是公平的,这点大家心知肚明。”
      对于服用治疗疾病药物而导致的兴奋剂超标问题,很多教练员认为这并不是教练员的责任“因为大家也并不清楚运动员所服用的药物是否存在问题。”但是作为教练员对于运动队的管理而言,这应该是他们必须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高水平运动员而言更是如此。
      由于滥用药物带来的伦理问题,仅仅以机构的监督来净化赛场显然是不能够达到目标的,从教练员入手更加能够从参赛主体的内在动机角度减少该类伦理问题的发生。
3.2.2  人际关系中的伦理困境
3.2.2.1  服从上级
      在我国,人际关系往往会对很多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造成主观的影响,在体育领域中也是如此,教练员经常会陷入由人际关系所产生的伦理困境中。典型的表现是对于上级“认为”的实行(服从上级)和任人唯亲,“服从上级”也就成为了教练员们需要去面对的主要伦理问题。
      谈及面对这类伦理困境时教练员们提出了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我的职位、晋升机会、奖金和一些无形的利益都可以从上级领导那边得以实现,对于上级‘指示’的实行是一个很好拉拢关系的机会……”持这种观点的教练员往往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困境,他们会觉得这是机会,而本职工作仅仅成为了拉拢关系的筹码。第二种态度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觉得非常麻烦,而且这种麻烦又经常遇到,有时候两个队员水平差不多还好处理,当遇到水平有差距的情况时就会非常纠结,领导的这种态度会严重影响到我自己本身和训练……”持这种观点的教练员经常会陷入这种伦理困境中无法自拔,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办法来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
3.2.2.2  身体侵犯
      在训练中,对于运动员身体的侵犯是由于教练员(特别是亚洲国家教练员)对个人与运动员之间人际关系认识和理解误区的一种行为结果。通常情况下教练员并没有在一个平等的视角下来看待自己与运动员的关系,有时教练员甚至将运动员看做自己的“私有物品”。教练员对运动员身体侵犯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了过度训练、体罚、精神虐待和性侵犯等,其中过度训练和体罚在我国是常见的教练员伦理问题。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我国竞技体育训练奉行“三从一大”训练原则,很多教练员都极端和错误地理解了这个训练原则,在训练中不顾运动员的身体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大”,希望通过大运动量和高强度的魔鬼训练取得优异成绩,然而在竞技体育成绩取得的背后却造成了大量运动员运动寿命的缩短以及对身体不可逆的伤害。一名田径教练员举例说:“我国90年代在世界田径赛场上的女子长跑项目中曾经取得过短暂的辉煌,在现在看来就是一种过度训练的结果,那一代的女运动员都承受了巨大的身体压力甚至是精神压力,取得成绩的那一部分运动员身后还有很多没有坚持下来的运动员。这样的训练其实对这些人造成的伤害是一辈子的。……当然,在那个时代教练员并不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非伦理)行为,遇到比赛成绩和自身利益与训练强度之间的矛盾时,他们会选择极端的训练强度……且有时候这种选择在那个时候被看做是一种‘训练方法’。”
      这种情况随着科学训练方法、先进训练理念以及高科技训练器材的使用,在近10余年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其他一些身体侵犯的情况继续在“考验”着教练员,比如精神虐待和性侵犯。其中性侵犯问题偶尔会被资讯媒体所报道,精神虐待由于取证很难而几乎没有被报道,但是精神虐待在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中却非常常见。一名乒乓球教练员在访谈中谈到他所见到过的一个例子:“……由于某一个女运动员在比赛中的糟糕表现直接损害了教练员的利益,教练员为了将这名队员赶出训练队,在随后的训练中通过语言讽刺、挑拨队员关系甚至辱骂等方式对待这名运动员,最终导致这名很有潜力的运动员离队……甚至还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
      当然,在现当代透明度极高的媒体环境中由这类身体侵犯所带来的伦理困境更多地是发生在地方运动队、少体校中或一些冷门项目中,社会的压力和可能导致的法律惩戒让很多教练员在遭遇这类伦理困境时能够妥善处理。另外,随着社会的进步、西方思想的大量传入和教练员、运动员个人认识能力的逐渐提高,教练员对于个人与运动员关系问题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训练中平等的人际关系逐渐被接受。
3.2.3  社会压力中的伦理困境
      市场化和商业化是体育产业发展的目标,我国大力发展体育产业的战略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大力推进体育第三产业的发展。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样也是双刃剑,市场化的体育比赛会牵扯到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观众、赞助商、广告商和行政力量等都会对体育比赛和教练员造成影响。在调查的教练员中,篮球和足球项目的教练员在这个方面的体会最为明显,其中一位教练员在谈及观众问题时说到:“现在大家足球联赛的观众越来越多,随着观众的增多大家的压力也在增大,在主场大家会因为观众的支撑而感受到巨大压力;在客场又会经常因为观众的一些不好的言行而感到愤怒。其实,作为教练员都还好,运动员由于年轻更容易出问题……现在顶级的职业联赛还好,有时候一些低级别的比赛由于场地和管理等原因,教练员、运动员和观众的关系更容易出问题……”
      访谈过程中教练员认为由于观众带来的伦理困境还并不算多,更多的来自于一般人看不到的赞助商、广告商和行政力量:“大家目前的国内职业联赛机制还不完善和成熟,教练员有时候所掌握的权利很少,不仅在选人和引援方面没有主动性和决定权,甚至在训练计划、阵容安排上都可能被干扰。这种干扰不仅来源于赞助商或者广告商这些给钱的人,还有一些甚至是来源于行政力量,现在倒是从足球开始了彻底管办分离的试点,但是我估计真正实行起来还是很难……有时候外国教练来到中国都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只有在国内存在,在国外的职业体育中也一样存在,但是那些机制完善的职业体育联盟往往会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来限制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教练员遇到这样的伦理困境会有一些法律化的条文来引导他们妥善处理。
3.2.4  其他伦理困境
      其他的一些伦理困境包括了诸如“赌博”“不敬重对手”和“收受贿赂”等国际性体育伦理问题,还包括了“年龄造假”一类中国特色的体育伦理问题。一名排球教练员对于“年龄造假”问题和其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叙述:“虽然我是排球教练员,但是我还是非常关注其他体育运动的,个别足球年龄造假的情况让大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过去若干年里面大家的青少年队伍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总是好于成年队……其实大家排球业内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我接触各年龄段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很多时候教练员看到其他队伍都是通过年龄造假来参加比赛,为了‘不吃亏’也不得不这样干,这样一来每一个年龄阶段的队伍实际上都是上一个年龄阶段的,最后也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在一些学校比赛还更加突出,哎,都是为了利益嘛……”
      由于年龄造假所带来的伦理困境几乎每个被访谈的教练员都提到了,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我国体育界的一个公开秘密,这样的情况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可喜的是,现在我国体育界对于年龄造假问题审查的还是非常严格的,很多年龄造假问题都已经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其实,与年龄造假相比较,赌博和收受贿赂等问题对于体育本身的伤害更大,教练员也经常会深陷其中。一般而言,道德规范、社会监督和法律约束是解决这类伦理问题的最佳选择。
我国教练员伦理困境产生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教练员伦理困境的原因很多,例如对于比赛成绩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个人荣誉与地位的保持和人际关系的维护等。总而言之,这些伦理困境都是源于责任和义务的冲突以及对于利益的策略性选择。对于教练员而言,这样的冲突和选择在我国体育职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在我国竞技体育深刻变革的时期,体育职业化和对于竞赛成绩的追求成为了激化教练员伦理困境的最大因素。
4.1  职业化体育中以商业伦理代替体育伦理
      在职业体育情境中,很多时候教练员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并不来源于体育与体育比赛本身,也不来源于体育竞赛的结果,而主要来源于体育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附加价值。这些诸如权利、金钱和地位等附加价值远远超越了体育本质的属性。这种生存环境下的教练员所追求的利益以及在追求利益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一般都是由于在商业化与市场化程度极高的职业体育中为了追求市场化的商业利益最大化——即商业伦理的基本要求所造成的;有时也是在满足利益集团政治目的过程中而不得不面对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教练员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来源于自我价值追求过程中的道德判断。
      无论教练员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来源于哪个方面,都会对体育所追求的根本核心价值——“公平”造成影响。然而,从职业体育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待职业体育所追求的核心价值,可能就并不能用简单的“公平”来概括。很多时候作为职业体育的利益主体,往往是在通过各种方式“打破公平”以实现商业伦理的基本要求。以NBA为例,作为NBA联盟而言,其努力地制定各种措施以保证比赛“公平”(当然,其保证公平的目的也并不完全出于对于体育核心价值的保护,这里的“公平”称为“平衡”更加合适),而各支球队却在联盟认可范围内为实现“打破公平(平衡)”而努力,然而职业体育也正是在这样的“平衡”和“打破平衡”之间不断博弈和发展。其中教练员往往成为这种博弈中的“棋子”,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成为暂时的利益牺牲品或受益者,这种环境中的教练员也在不断地调整、改变并适应新环境。
4.2  以竞赛规则作为判断伦理道德的标准
      体育教练员作为竞技体育中利益冲突的焦点之一,不仅在实际工作中扮演了多重角色,而且在市场化和商业化程度极高的职业体育赛场上还经常成为运动队成绩不佳的牺牲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教练员不得不经常面对“道德”与“利益”的冲突——这也正是伦理学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多重的伦理困境,使其道德生活呈现出一定的“悲剧性与悖论性”。很多时候教练员的选择都在竞赛规则的允许范围之内,竞赛规则经常成为他们判断伦理问题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往往脱离了一般的道德准则,也不是在明显的善与恶之间,这也不是在多种可以序列化的价值间“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简单数学游戏,而首先是指在相互冲突的一个(些)善与另一个(些)善、一种(些)价值与另一种(些)价值之间的选择。
      尽管职业体育环境下的教练员面临更多由体育外因素带来的困境,但是从教练员职业本质属性的角度来讲,保证体育的核心价值在竞赛中得以实现还是教练员基本的职业操守。体育职业化只是激化和突出教练员所面临伦理困境的一方面因素,不同的社会制度、学问背景和体育体制等都可能对教练员面临的伦理困境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练员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可能呈现出维度和强度等方面的区别。
结论与建议
5.1  利益与伦理道德冲突是教练员伦理困境的核心矛盾
      伦理困境是教练员在实际的训练和工作中经常会遭遇到的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涉及到利益,主要包括荣誉、人际关系、比赛成绩和金钱等;而另一方面又涉及到伦理道德。对于教练员个人而言确实难以处理。特别是当一些伦理问题在竞技体育中被默认为是一种合理选择的时候,例如一些非体育行为、兴奋剂的使用和过度训练等,这更加混淆了教练员的伦理判断和面对伦理问题的正确处理。
5.2  不同类型的伦理困境有着不同的成因和解决方法
      伦理困境按照来源可以分为4类:竞赛、人际关系、社会压力和其他。每类伦理问题产生“道德”和“利益”的冲突是具体化并存在区别的,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具体化有利于相关人员采取针对性的办法帮助教练员解决伦理困境。解决教练员的伦理问题除了需要对伦理困境本身进行研究和分类以外,更重要的是根据不同分类从“人”本身的角度出发选择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激发人的内在动机,通过再教育、培训等方式激发教练员除了物质需求以外的自我发展目标,包括潜在理想和对未来的愿望和构想。
5.3  职业化和对竞技成绩的追求是造成我国教练员伦理困境的最主要因素
      竞技体育职业化的发展促进了体育的发展,更加挖掘出了竞技体育中巨大的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