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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历届全运会体育口号变迁的思考

历届全运会口号的提出背景
1.1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运会正值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在新落成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参加第一届全运会的运动员绝大部分是来自全国各院校的学生,平均年龄只有21岁。在项目设置上包括了许多军体项目,诸如射击、摩托车越野、无线电收发报、航海、跳伞等项目。当时体育活动开展的出发点就是增强体质,从全民入手积极参加国防体育锻炼,学习保卫祖国的本领,为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服务,体现体育活动开展为政治服务的积极作用。
      第一届全运会口号是毛爷爷于1952年为新中国体育工作所作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当时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体育活动作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思想引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保家卫国。社会各界积极倡导并推动群众体育锻炼,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重视体育运动的开展,作出了“体育为社会主义服务”“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普及人民体育运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等重要指示。同时,面对当时中华民族体质孱弱的状况,为摒弃被人污蔑为“东亚病夫”的帽子,全社会把增强人民体质作为体育工作的着眼点,掀开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篇章。
1.2  敢于胜利,敢于斗争
      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以及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越南人民英勇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给全世界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二运会在项目设置上沿用了首届全运会的无线电收发报、跳伞、航空航海模型等国防军体项目。所以,这届全运会被赋予了振奋人心、增进团结、积极斗争的意义。
      第二届全运会提出了“敢于胜利,敢于斗争”的口号。广大人民群众在努力锻炼保卫祖国本领的同时时刻准备着响应祖国号召,给敢于侵犯我国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者迎头痛击。所以,当时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围绕着国内外斗争的形势继续大力提倡国防体育活动,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锻炼身体、锻炼意志,学习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本领。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在此时期体育的工具属性被放大。在党的领导下各级体育部门都共同努力做好体育工作,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生产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表现出鲜明的体育政治化功能。
1.3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由于学问大革命影响,第三届全运会在二运会后十年才举办。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学问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在北京举办。国内广大体育工编辑和运动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显著提高,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蓬勃开展,可以说一支用马列主义、毛爷爷思想培育起来的体育队伍正在茁壮成长,各项体育运动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1974年我国首次参加亚运会,所以在项目设置上也更多地接近亚运会,而前两届全运会上的跳伞、航空航海模型、水上摩托艇等军体项目变为表演项目。
      “乒乓外交”成功开启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破冰之旅。第三十一届日本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被邀请参加时毛主席作出重要批示“我队应去”。之后周恩来接见出征乒乓球代表队时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口号,并要求大家参赛队要积极展现我国体育活动开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国际友好往来中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所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主要是依据当时国内外的特殊政治环境提出来的。国内一切行动以毛主席所说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各族人民革命大团结,呈现出革命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国际社会形势复杂多变。此时的体育运动发展仍然积极为社会需求服务,而体育的其他功能及价值并没有萌发。
1.4  锻炼身体,锻炼意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在建国三十周年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年,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举行。四运会首次举办火炬接力活动,活动被命名为“新长征火炬接力”,它象征各行业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建设国家的新长征,人民用高昂的热情拥抱一个火热的时代。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四运会的召开体现的是改革开放后崭新的精神面貌,体育成为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改革开放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在这样背景下体育事业已经上升到关系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关系到国家的精神面貌。“锻炼身体,锻炼意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由此而来。
在“锻炼身体,锻炼意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的号召下,全国体育战线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大干快上,勇攀高峰。加之前期我国体育事业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切关怀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中本届全运会打破了102项全国纪录,多个项目挑战国际水平,也成为当时各领域努力追赶世界的一个缩影,体现国人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奔四化的坚强决心。
1.5  提高水平,为国增光
      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第一次在首都以外的城市举办,其意义非凡。作为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大都市,上海筹办了一届更现代、水平更高的全国体育盛会。五运会完成了政治色彩浓厚的全运会向全面展现“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体育的过渡。当时,又正值80年代初期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的伟大历史时刻,举国上下极大地振奋与鼓舞,号召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所以,五运会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备战一年后的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体育比赛的胜利上升到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
      五运会提出“提高水平,为国增光”的口号,象征着我国体育竞赛步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五运会上有2人3次打破2项世界纪录,4人5次平3项世界纪录,7人12次打破九项亚洲纪录。所以,竞技水平的不断突破激励着国人走向世界,为国争光,振兴中华。
1.6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来到广州。六运会被公认为开创了依靠社会力量办全运的先河。六运会全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首次推出吉祥物、会徽、会歌,首次尝试将全运会市场化运作,改变了之前政府包办的历史。党中央、国务院高度评价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显著成就,坚决支撑体育战线的同志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实现竞技体育提速。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响亮口号在1984年我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后竞技体育不断提速后提出。六运会有10人2队17次破15项世界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2人2次超2项世界纪录,创造48项亚洲纪录,创造85项全国纪录和最好成绩。所以,“冲出亚洲”的口号体现在六运会的成绩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1.7  以亚运精神办七运,以七运风采争奥运
      1992年原国家体委作出决定将全运会设项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全面接轨,不再设立非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起初的航空航海模型、无线电测向等军体项目在七运会成为告别演出。“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直接道出“全民健身”这一理念的重要性,在百姓中流传的“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的体育口号,成为当时中国体育口号变迁中的重要转折点。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回到北京,当时又正值我国积极申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放的中国盼奥运、五星邀五环,七运会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组织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能力的窗口,传递出国人对奥运的期盼。
      七运会提出了以“亚运精神办七运,以七运风采争奥运”的口号。当时一切都为了奥运,为了避免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时间冲突,七运会是在与六运会时隔六年后举行的,其目的就是把亚运赛场上的竞技水平和冲天干劲带到其他领域,为国人殷切期盼的奥运申办权而努力。
1.8  提高体育运动水平,振奋中华民族精神
      1997年10月,上海承办第八届全运会,八运会展示了改革开放政策在我国体育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检阅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盛会,是积极推动《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贯彻落实的运动会。作为本世纪末我国最大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赛事进行了多项改革,期待跨越。尤其在项目上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全面接轨,除武术项目外,其余均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项目。八运会表演了大型团体操《祖国万岁》。赛会的宗旨是团结、进步、文明、参与,其精神可以概括为爱祖国、重参与、讲文明、创佳绩。
      八运会赛场上有16人19次超7个奥运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有100人3队超55项亚洲纪录,竞技水平的全面提高,在新世纪来临之前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当时的国家体委提出“奥运争光计划”,以全面提升我国竞技体育在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代表的国际主流赛事中的竞争力。可以看出近几届全运会既是伟大的体育盛会,同时也承担着更多体育之外的重担。八运会的口号“提高体育运动水平,振奋中华民族精神”也就是基于这个背景而来。
1.9  铸九运辉煌,展中华风采
      进入新千年第九届全运会来到羊城广东。2001年九运会的召开象征着国人迈向新世纪的开始,展示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走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九运会实现了提高我国体育运动水平,发现和培养优秀体育运动人才,为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练兵的目的,一批项目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铸九运辉煌,展中华风采”这一体现着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口号则诞生于我国取得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和男子足球打入2002韩日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圈的时代背景下。九运会口号体现着自尊、自信、自强的寓意,也恰好与国人当时备受鼓舞的心态相迎合。
1.10  拼搏2005,梦圆2008
      2005年,江苏省成功举办第十届全运会。十运会是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综合赛事,发掘新人为奥运练兵赋予了十运会新的奥运任务。而作为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国内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综合体育盛会,“拼搏2005,梦圆2008”口号的提出,承载着13亿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也是对奥林匹克口号“更快、更高、更强”的呼应。
      十运会很大一个亮点,是一批学生运动员创造了佳绩。其中有22名清华学生参加了十运会获得4金5银,这让体育从业者看到了体教结合的前景。学生运动员闪耀全运赛场,同时,也出现竞技体育领域不可回避的诸多话题,兴奋剂、假球、假摔、集体退赛等问题,如何让全运会赛场更干净、更公平成为日后热议的话题。
1.11  和谐中国,全运全民
      2009年,山东举办第十一届全运会。十一运会将体育的重心开始逐渐转移,从体育大国、金牌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成为日后体育工作开展的重点。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代表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以竞技体育强为特征的体育大国向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都强的体育强国迈进成为后奥运时期探讨的热题。
      “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的十一运口号更多地体现了人文关怀性,政治性成分相对减少。人们对参与全运、参与体育运动的观念在改变,其中开幕式点火仪式的设计就力图体现“全民全运”的蕴意,现场点燃了5000人的火炬方阵,圣火如波浪一般“薪火相传”,寓意着全民全运,多人参与,将关注点放在群众体育、全民健身上来。所以,十一运会被认为是中国体育价值观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12  全民健身,共享全运
      2013年,第十二届全运会首次在东三省辽宁举办,十二运会最大的特点是体现了节俭办赛的理念。首次在白天举行开幕仪式,没有了五彩炫目的灯光秀,少了绚烂绽放的焰火,体育爱好者们的健身操代替了传统的大型文艺演出,极力传达全民参与、回归体育、节约朴素的办赛理念。
      十二运会“全民健身,共享全运”的口号则是我国群众体育事业发展逐步推进的不断体现。赛事在办赛宗旨和模式上都发生了转变,体现出群众对于体育价值及全运会价值认识的深入。十二运会通过竞技体育带动全民健身,使体育更加贴近普通群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1.13  全运惠民,健康中国
      2017年,天津市举办第十三届全运会。“全运惠民,健康中国”的口号,是天津全运会惠民工程的集中体现。十三运会口号的提出反映出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我国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旨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体育改革的新思路、新战略,落实习大大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开展的系列讲话精神。十三运会积极搭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结合、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相融合的平台,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积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把群众性体育纳入全运会是十三运会的创新。
“全运惠民,健康中国”的口号让全运会真正成为全民健康领跑者,让全民健身成为健康中国的有力支撑,在于不断搭建从“健身”通往“健康”的桥梁,在于全运会逐渐把满足群众的运动健身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将普通的人民群众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主体。
全运会口号变迁的思考
2.1  折射出我国体育价值观的变化
      从起初的保家卫国到建设祖国,到不断提高竞技水平,到振奋民族精神,到全民健身,再从全民健身到健康中国的新理念,我国历届全运会口号的提出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全运会在竞技体育和促进群众体育、夏季项目和冬季项目、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中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融合和发展。新时期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体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所以,历届全运会口号的变迁折射出全运赛事在发展思路、项目设置、赛事变革、破除壁垒、融合发展等方面正发生着变化,而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映射出我国体育价值观的变化。
2.2  带动更多人参与全民健身
      观念引领行动。全运会从起初具有统战的意义、全民体育的意义、跟苏联学习的意义,到现阶段逐渐发展成全民参与、全民竞技的舞台,全民体育的理念正深入人心,回归我国体育工作的本质。同时,随着2021全运会改革民间意向调查的深入,不久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全运将呈现在普通大众面前。只要达到一定水平不管业余还是专业选手,都理应可以同场竞技,关键在于选拔、组队的机制与办法,而设置一系列的基层选拔赛、积分赛就给了群众参与体育的机会,无形中带动、激励更多人参与全运会。让百姓参与、让普通民众享受全运会正是推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落实的重要举措。再者,《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有效实施将不断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人人参与,人人健身,人人健康的健身新风尚的深入将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使群众体育发展将达到新水平,从而让更多的普通民众融入全运,共享全运。
2.3  实现体育强国梦的重要助力
      中国梦的实现必然依靠走中国道路、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它是全社会民众共同的梦,是各领域的梦。全运会口号的变迁是社会发展、传承、改革的必然,口号的变化带来办赛思路的创新,办赛思路的创新赋予了全运会更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其实质是我国体育改革释放能量、焕发活力。
      全运会作为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梦的重要平台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唯有正视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才能真正意义上在我国体育事业改革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通过全运会践行全民健身、全民健康、全民小康理念,助力体育强国梦和中国梦的实现。
2.4  实现运动与健康理念的传播
      体育是健康的守门员,体育运动是积极性的治疗。全运会理应是实现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转变的催化剂。所以,应用高质量的全民健身活动实现全民健康,借助全运会发展健身活动,培育全运体育学问建设,实现全民健身、增强体质、追求卓越、追求超越的运动与健康理念,实现全运会对普通民众体育价值观的塑造。再者,随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出台,就如何实施运动带来健康的改变具有较强的引导意义,把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作为核心,让全运会从普及健康生活、完善健康保障、发展健康产业出发,让这一民生工程实现运动与健康理念的广泛传播,让普通民众共享全运是全运惠民的应有之意。
2.5  促进我国大体育观的形成
      全运口号的改变带动的是全运会新风貌的展现。不同新风貌的体现又源于社会发展的特殊背景,社会改革发展的进程最终促进了我国大体育观的形成。所以,从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高度来审视我国全运会口号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运会办赛理念的转变和发展模式的改革将促进体育大格局的形成,体育大格局的形成带来的是大体育观的认识。即把全运会看成是社会文明、科学进步和民族素质提高、国民经济发展和民众健康生活的综合产物,是普通民众追求幸福、完善自我健康的社会学问现象。
结语
      全运会的口号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表现,是国民素质和国民思想意识提高的表现。历届全运会提出的口号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各历史时期应有的功能及价值得到了体现。现阶段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思路及理念彰显出国人对体育运动本质的理解不断深入,折射出我国体育价值观的转变,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
 
——摘自:汪超,陈亮,对中国历届全运会体育口号变迁的思考——《山东体育科技》,2017.06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与优化策略

      在经济飞速发展、体育强国建设深度推进、竞技体育发展方式转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根基不足的背景下,探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培养模式不仅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更是推进体育深化改革,促进全民健康,提升后备人才人群获得感,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体育发展领域的常态性话题,学界和业界有诸多探讨,但并未改变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萎缩的局面。我国传统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及其封闭式的“三级训练网络”人才选拔体系已出现逐渐式微的态势,基层少体校的数量和在校人数规模均在缩减,严重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基于经济基础变化、一元培养模式的挑战和现有多元化培养探索存在的不足等,提出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与优化策略,为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研究缘由
1.1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
      2016年我国GDP总量达74.4亿万元,增速达6.7%,人均GDP达8865.999美金(约合55412.49375元人民币),排在世界第69位,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3年的8472元跃升至2016年33616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1.18%,居民整体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为我国职业体育、家庭体育、社会体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多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性支撑。伴随体育产业的发展,竞技体育凸显的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的认知;职业体育方兴未艾并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对家长和青少年个体的吸引力正在逐渐形成;伴随经济的发展,各类体育社会组织也在不断成长壮大,这些都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多元培养提供了支撑。国家体育总局在顶层设计上也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青少年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建立多元化青少年体育发展资金筹集机制,优化投融资引导政策,拓宽社会资源进入青少年体育领域的途径,引导社会力量支撑发展青少年体育。积极推动财税相关优惠政策的落实和完善,引导社会力量捐助、捐赠和出资兴办青少年体育事业。”
1.2  我国面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时代使命
      我国竞技体育将面临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双重考验。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竞技水平最高、综合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赛事,是和平时期国家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彰显综合国力的重要平台。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舞台上,2008年中国体育军团取得了51金的历史最好成绩;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38金的境外历史最好成绩,在世界体坛引起广泛关注。在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军团仅取得26金,降到2000年以来最低点。虽然人们已经开始摒弃“唯金牌论”,但国民金牌情结依然存在,我国的竞技体育依然承载着彰显国家实力、弘扬民族正气、提振民族精神的使命。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日本在很多优势项目上与我国有着极强的同质性,且制定了围绕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类似于我国“奥运争光计划”的“奥运锦旗计划”,力求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得30枚金牌,挤进“第一阵营”。2022年冬奥会将在北京举办,我国的冬奥项目历来属于弱势领域,基于此,国家提出了全面参赛的目标。这对我国无疑是一大挑战,而当前我国暴露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问题是影响两大赛事任务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突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的瓶颈,激发更多元主体的活力,对于更好地完成大赛使命,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3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一元培养”模式面临诸多挑战
      我国在竞技体育领域长期实行举国体制的“一元化”后备人才培养制度,其围绕国家竞技体育发展战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竞技体育后备力量,为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一制度下形成了“体育传统学校(中小学运动队)——体育运动学校(业余运动体校)——国家集训队和各省专业队”的“三级训练网”,在资源匮乏的时代彰显出较高的人才培养效率。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竞技体育发展环境的变化,这一制度体现出基层训练人数萎缩、运动人才培养低效、学训矛盾突出、运动员出路堪忧、过早专业化影响运动寿命、兴奋剂滥用等一系列问题。基层体校在规模上持续快速缩减,1990年我国有3687所体校,到2000年只有2679所,而到了2010年则只有2112所,规模萎缩速度惊人,严重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的稳定。坚持并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我国竞技体育为国争光,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促进全民健康的有效做法,因此,应构建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充满活力、高效有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形成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小政府、强社团、大社会”的体育发展格局。
1.4  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培养”的探索不足
      近些年在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中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探索,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① 清华大学“体教结合”的一条龙模式。清华大学在其附属中学开办了“马约翰”体育特长班,从中学阶段开始选拔培养优秀的体育人才,并通过直通清华大学的“名校”品牌吸引力吸引生源,曾经培养出一批优秀运动员,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延续。② 家庭培养的丁俊晖模式。这种家庭投入的方式,使丁俊晖在斯诺克项目上达到世界水平,成为家庭培养的典范。③ 市场主导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多元主体结合民办教育,遵循实用和效益导向,按需办学,建立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④ 职业体育的青训模式。自1993年我国进行职业体育的市场化改革以来,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和一些俱乐部开始了青训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在近几年的足球领域,不仅俱乐部自身,诸多的市场资本也参与青训体系建设。关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理应在培养主体、发展目标、投资主体、培养方式、评价导向、培养出路等方面实现多元化。
2.1  发展目标多元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以输送竞技能力出众的优秀运动人才,竞技夺标为唯一目的。在这一目标导向下基层教练员为了能够让运动员更快地出成绩,为自己争名誉、拿奖金、出政绩,完全以运动员的竞技成绩为目标和行为导向。在日常的学习、训练、生活中表现出“重训练、轻学问”的行为导向,每天把大量的时间集中在训练上,忽略学生的学问学习和不同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教练员甚至铤而走险,让学生在不同的选拔或比赛中服用兴奋剂,导致学生运动员的身心不健全,同时也对其未来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首先要在目标导向上呈现多元的状态,虽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指向的是为高层次竞技领域输送优质的运动人才,但对优秀的界定不应仅仅局限于竞技水平单一的优秀,而应考虑学问、人格、竞技等多维度的优秀,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优秀。正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是“全人”的培养,体育被作为育人的有效手段,而不是片面追求竞技成绩的短期“超群”。
2.2  投资主体多元
      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采用的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举国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在国际体育舞台上争金夺银、为国争光,在资源相对匮乏、竞技体育基础薄弱、其他主体力量极为薄弱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模式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且创造了巨大的成绩。在举国体制的制度设计下,竞技体育的发展几乎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社会力量的崛起、竞技体育多元功能的彰显,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政府一元投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不断受到质疑。同时,体育的育人价值、产业价值日渐得到认同,社会主体、家庭主体、职业主体等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于不同的目的有了不同的投入,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培养提供了可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培养理应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充分调动学校、家庭、社团、职业等主体的投资意愿,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体育。
2.3  管理主体多元
      管理主体在整个培养体系中起到引领、实行、监督、评价等的综合作用。在举国体制的制度设计下,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被列入公共服务的范畴,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国家成为这一服务理所当然的供给主体。由于市场、社会等力量的薄弱,国家成为了唯一的供给主体,自然国家(政府行政力量)就成为竞技体育发展唯一管理主体。无论是政策的制定、日常的监督管理、绩效的考核评价等都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形成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领域的“全能型政府”的局面。从国际发展的经验看,全能型政府存在着一些弊端,政府的机构臃肿,“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带来的公允性缺失,政府存在着失灵问题等,在竞技体育领域亦是如此。因此,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多元化培养模式理应包含多元化的管理主体,当然这一多元化并不是对“政府主导”的排斥。无论如何构建多元主体,其利益的协调、资源的整合还需要一个主导性的力量,从目前来看,政府依然是最合法、合理和合力的部门,因此,应构建“政府+ 社会+ 学校+ 市场+ 家庭”的多元管理体系。各管理主体能够更好地传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同时对其他的主体形成有效的监督,促进整个后备人才培养综合效益的达成。
2.4  培养方式多元
      在原有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呈现出相对封闭的培养方式,运动员在少体校、体校、三线队、二线队、专业队等阶段大都处于较为封闭的“圈养模式”。在多元化的培养模式中由于投资主体、价值取向、管理主体的多元,相应的在培养方式上也应体现多元化的特征。例如,“教体结合”模式将体育作为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将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融入教育中;职业体育青训体系模式将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纳入职业体育发展的整体体系,发展相应的后备梯队运动学校,并开展多层次的跨域、跨境交流等;家庭培养模式基于子女的兴趣爱好和天赋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出资聘请教练员、参加各类赛事等;社团(俱乐部)等模式,通过会员制等以社团(俱乐部)等为载体,积极吸引、组织青少年参与各类体育运动,培养兴趣、提升水平、参与各类比赛等。通过多种培养方式的探索、尝试,真正调动多元主体的力量和积极性,形成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散养模式”,突破一元模式的困境。
2.5  评价导向多元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一直以来以“成绩导向”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各层级的教练员、业余体校、体育运动学校等以输送的运动员和各级各类比赛的名次为政绩考核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在单一的评价导向下,运动员的竞技成绩成为唯一的追求目标,其学问学习、适龄的多元发展需要等便被置于完全边缘的位置,也就造成了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学生的学问贫瘠的现象。众多体校出来的学生学问成绩极度匮乏,严重影响未来的就业,而多元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应确立评价导向的多元化定位,在评价中打破“唯竞技能力是从”的一元化思维,将青少年置于“全人”发展的视角,既要考核运动员的运动技能提升,更要考核运动员的学问层次、心理素养等基本素养的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多元化培养应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包括多元化的评价主体(行政主体、学校主体、职业主体、家庭主体、社团组织等),多元化的评价指标(竞技成绩、学问成绩、人格素养、职业能力等),多元化的激励机制等,在各主要评价指标领域应给予均衡性的激励政策和制度设计,不能过于偏颇。
2.6  培养出路多元
      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传统的三级训练网络的基础出现了严重的萎缩现象,很重要的原因是原有的各级各类体校的各类优惠和待遇已经渐渐失去了吸引力。如在早期进入各级各类体校能够在吃、穿、住等方面得到很大的补助,在经济较为贫弱、诸多家庭生活极度拮据的时代,对于很多的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家庭愿意甚至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到体校,不仅能够解决子女的抚养问题,还有成名的“诱惑”。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长,独生子女时代的到来,诸多家庭在子女的基本养育方面已经不再有困难,而且很多家庭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四位老人+ 两位父母”宠爱一个子女,不再愿意他们进行“痛苦”的体育训练;同时我国竞技体育训练的出路较窄,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吸引力。因此,多元化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应构建多元化的人才出路,畅通教育体系的升学机制,优化职业体育对竞技体育人才的吸引力,提升体育类企业、培训市场等对运动人才的吸聚力等,形成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出路,提升竞技体育后备领域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的状态
      推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的主要力量是各类可能性主体,从目前来看,我国主要存在学校主体、市场主体(职业体育)、社会主体(社团、俱乐部)、家庭主体等多元参与主体。教体融合模式在我国已经试行多年,职业体育发展也走过了20多年,其效果并不能够让人满意,对于各类主体的现实情况大家做一概要性梳理,以更好地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推进多元化模式效果的达成。
3.1  学校主体的“虚”
      早在1985年教育部便提出了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主张,但经过多年的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在教育系统并未形成良性的运转状态。无论是对职业体育还是对国家队等,学校对竞技人才的贡献率非常低。究其因,学校体育的发展中存在一些基本的现实障碍:① 应试教育的现实约束。各级各类学校以应试教育为指挥棒,学校的升学率是社会、家长评价学校好坏的重要甚至唯一指标,导致“校长、家长”片面地重视学生的学问成绩,体育被视为玩物丧志、不务正业。② 人才培养的倒置。竞技体育人才的学校培养最初是希翼通过贯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学校体系从基层向高层次不断输送优质的竞技体育人才,大学处于学校培养体系的顶峰,其再向国家队体系和职业体育体系输送优秀人才;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大学成了顶级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承载对象,不是向外输出而是逆向输入,未能有效发挥培养人才的功能。③ 学校培养中的学训矛盾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必要的训练时间,与一般的学生相比势必会挤占一定的学问学习时间,而这一问题在我国学校系统中一直未能妥善解决,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学校主体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作用的发挥。
3.2  市场主体的“异”
      市场主体尤其是职业体育的发展是一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强大引擎,通过职业体育的发展能够创造大量的体育岗位,如高水平的运动员、职业体育的管理者、场馆的运营者、赛事展示创意者、体育传播者等。自红山口会议我国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以来,以足球为代表的职业体育改革已经走过了25年,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和CBA已经发展成为较好的职业联赛。尤其是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发布以来,整个体育产业领域跨越式发展,体奥动力以5年80亿元的价格购入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2016—2020年的媒体版权,表现出了一种狂热的态势。在狂热的表象背后大家应该保持客观的心态,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本意是聚焦于竞技体育的发展还是进行“商业”的追逐。当然职业体育本身是逐利的,但大家想强调的是是否存在异化的问题,如近些年我国足球领域的疯狂引援、聘任外教等,这些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资本的运作和炒作,相较而言对俱乐部后备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从后备人才培养和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维度看,职业体育的发展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异化问题,妨碍了后备人才的储备与发展。
3.3  社会主体的“弱”
      俱乐部、社团组织在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是重要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载体。如德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是初级后备人才的重要依托,德国拥有9.1万个各类体育俱乐部,约有2470万注册会员,占其人口的30%左右,项目广泛分布于足球、网球、体操等项目。在澳大利亚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基础是地方俱乐部、中小学等,俱乐部在后备人才培养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美国学校和协会是重要的后备人才培养力量。我国在竞技体育的发展中社会主体的力量还比较薄弱,受到长期行政主导的制约,社会组织的实体化程度还很欠缺,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和项目发展能力还存在较大不足。当然值得欣慰的是国务院正在大力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脱钩”工作,体育领域的协会作为改革对象也正在践行“脱钩”工作,体育协会“脱钩”并“做实”的行动正在进行,这为我国社会主体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能。社会组织在未来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4  家庭主体的“忧”
      家庭体育是指“家庭成员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获得运动常识技能、满足兴趣爱好、丰富家庭生活、达到休闲娱乐、实现强身健体和促进家庭和谐为主要目的的体育参与行为”。家庭体育对青少年的体育兴趣、技能掌握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家庭无疑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力量。家庭对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影响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家庭具有良好的体育氛围,可以促进子女的体育兴趣养成,为竞技体育参与奠定兴趣基础;② 家庭对于体育的支撑为子女在学校、社会等维度的体育参与提供精神和态度支撑,不至于成为阻碍力量;③ 有经济实力且发现子女具有很好运动天赋的家庭可能直接进行投资,聘请教练员、租借场地、参与赛事等,直接参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然而,当前由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出路狭窄,很多家长尽管意识到体育对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价值,也鼓励子女参与一定的体育活动,但并不提倡进行专业化的训练,也不赞成子女定位为体育生。这制约了家庭主体的投入和作用的发挥。
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的优化策略
4.1  树立“全人化”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念
      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尽管都追求在各类世界大赛上的优异成绩,但并不会以牺牲青少年的未来为代价换取体育强国的名义。德国、法国等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均遵循“全面发展”的理念,并在法律、法规层面给予了相应的规定。例如,1984年法国政府通过法令的形式规定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目标:① 提高运动员的成绩;② 为运动员提供发现感兴趣学习科目的机会和条件;③ 为运动员退役提供有效的保障;④ 保证运动员退役后拥有优质的生活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德国也秉承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如汉堡体校校长拉尔斯强调:“青少年运动员必须以学习为主,不能因为训练而影响学业,要保证学问学习能跟上普通学生的进程。”柏林体校校长Neume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竞技比赛生存一辈子,均体现了重视后备人才全面发展的理念。美国的《业余体育法》对学生参与体育训练也有着明确的规定。尽管大家不能照搬他国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念,但基于对人的本源性关怀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规律,大家认为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树立“全人化”发展的理念,即既要重视运动员学生的运动训练,更要注重其主体地位,树立全面化的发展理念,促进后备人才的全面发展。在各种主体和培养方式中注重通过制度设计、赛事体系、激励机制的设置促进学生学训矛盾的解决,促进学生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4.2  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全民健康的融合
      当前青少年的体质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社会、家庭关注的焦点。学生军训、跑步、体测猝死等消息屡见报端。数据显示:与1985年相比,2010年大学生肺活量下降了近10%;大学女生800m跑、男生1000m跑的成绩分别下降了10.3%和10.9%,近视率接近90%;2015年全国18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肥胖率及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肥胖率和近视率比2002年大幅增加……。学生体质下降的严酷现实不仅威胁到学生个体的身心健康,威胁到学生家庭的幸福美满,更威胁到国家的发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而青少年是国家发展的未来和希翼,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够孤立考虑、就问题谈问题,而应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置于健康中国、群众体育的宏大视野中,这样既有利于厚植基础,又有利于形成合力。将二者进行有益融合,既符合竞技体育发展所依赖的群众基础条件,也符合多元化模式所需要的、多元目标导向的评价体系要求。
4.3  培育壮大多元主体,建立支撑体系和反哺机制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的顺利推进必须依靠多元主体的成长与自觉:一方面是各类主体发展到具有能力投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另一方面是要具有投入竞技体育的自觉意识,即要有意愿。① 应壮大各类主体,尤其是我国的社团组织、职业体育组织、俱乐部组织等,加速推进各类协会的实体化改革,推进职业体育的正常化发展。② 应调动学校、家庭、企业等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参与意识,在学校体系中建立贯通“小学—初中—大学—职业体育”的人才传递体系,调动学校和家长支撑学生参与体育的积极性。调动企业,尤其是有社会责任意识和体育兴趣的企业赞助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构建鼓励支撑与反哺相结合的机制,对学校、企业、家庭、俱乐部、社团等培养出来的优秀运动人才输送到国家队、省队等系统的,应给予相应的奖励;对运动员等无形资产的开发应给予投入企业、俱乐部等适当的利益分配保障,建立常态、有吸引力的反哺机制。
4.4  优化职业体育发展环境和状态,畅通人才出路
      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商业产物,职业体育的发展让竞技体育焕发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从国际发展的经验看,体育强国大多拥有良好的职业体育,如: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盟每年创造大量的经济价值,提供着丰富的就业岗位;英国足球超级联赛在培养大量足球人才的同时,也通过媒体版权销售、特许经营销售等创造大量的贸易顺差。从国内来看,职业体育的发展是塑造运动项目学问、吸引粉丝、创造就业、产生经济价值的重要手段和领域,对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应通过一系列手段,如优化顶层设计,进行管办分离,活跃赛事版权,进行税收、土地补贴,培育消费主体等,优化职业体育的发展环境,激活职业体育市场,让职业体育真正成为一个自生态系统,吸引各级各类运动人才,畅通运动员出路,培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的终极动力。
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引导领域行动,在这一逻辑下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应进行适应性地调整。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应在发展目标、投资主体、管理主体、培养方式、评价导向、人才出路等方面实现多元化。在目标上考虑竞技成绩、人格发展、学问成绩的综合目标,在管理主体、投资主体上培育学校、社会、市场、家庭、政府等多元主体,在评价上打破“唯成绩是从”的导向。在剖解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培养主体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应树立“全人化”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理念,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与全民健康的融合,培育壮大多元主体,建立支撑体系和反哺机制,优化职业体育发展环境和状态,畅通人才出路等。
 
——摘自:杨国庆,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多元化培养模式与优化策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7.06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一直占据体育发展的主导地位,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金牌至上”的理念已经主导了我国体育的走势,而在这种理念的背后,国民体质却逐年下降,中国体育人的道德观也受到了腐蚀,腐败问题日益加重,中国竞技体育纯粹成了一部分人玩的游戏,已经背离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轨道。本文通过总结竞技体育背后的忧患,以求能尽早改变我国目前的竞技体育观,使其尽快走上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让奥林匹克精神重新注入到我国的体育事业中去。
竞技体育影响下的体育资源配置
      体育资源是人们从事体育生产或体育活动所利用或可利用的各种条件及因素,是维持国家体育活动的重要保证。我国体育权力过度集中,体育资源逐渐向高端集中,中心密度加大,而社会化程度降低。首先,伴随国内经济发展,面对国内市场的巨大前景,世界大型赛事已经陆续登录国内。据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是开展世界性、全国性综合运动会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承办高水平比赛需要高质量功能全面的体育场馆,需要政府的巨额投资,而赛后多数场馆难处于难以自盈状态,靠政府的投入得以维持生存,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其次,金牌政策仍然是我国竞技体育的主攻方向,为更好地促进竞技体育发展,我国一直沿用“举国体制”。而纵观我国金牌的分布项目,我国体育项目优弱明显,结构极为不合理。优势项目多为收视率低,社会影响力较小的项目,相反弱势项目多为观赏性高,普及性好的项目。正因为弱势项目夺冠率较小,因此优势项目与非优势项目投入之间,高水平运动队与后备人才培养的投入之间差距明显。第三,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主要是由政府负责,政府不仅包办了运动员的衣、食、住、行,在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上,更是大包大揽,不惜高额代价。
      相比竞技体育,政府在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上的投资显得捉襟见肘。体育设施缺乏,居民体质下降、学生的体育爱好难以满足、学校体育教学质量下降甚至边缘化等问题日趋严重。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的严重脱节,体育资源的分配极为不均衡,体育大众化未得到普及,居民的日常体育需求得不到满足,是目前我国体育发展的现状。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体育道路下,转变金牌价值观,均衡我国体育资源才是当下政府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
竞技体育背后的国民体质
      体质是指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所形成的,人类个体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方面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特性。它关系到大家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研究。不断改善和增强国民体质,是每一个体育工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体育运动是增强国民体质的重要手段之一,有研究表明科学规律的体育运动可以有效地避免机体老化现象。而我国群众体育并没有像竞技体育那样开展得如火如荼,通过对山东部分社区的走访,发现存在大部分居民体育健身意识较低,社区体育设施缺乏,体育设施利用率较低,社区引导员较少等问题,这说明大众体育普及率较低、面较窄。另外通过对部分体育专家的访谈发现体育经费分布不均,设施普及性低,体育场馆的高收费,以及体育常识的缺乏等问题依然存在且是阻碍群众体育发展的直接原因,是让国民体质持续走低的罪魁祸首。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与2005年相比,全国有18个省(区、市)的国民体质综合指数有所降低。这充分说明了我国群众体育发展较为落后。未来的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应该建立在满足社会体育需求之上,加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联系,这样国民的体质才会不断提高。
竞技体育利益驱使下的体育道德
      体育道德是体育运动中各种社会角色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教练员道德、裁判员道德、运动员道德等。体育道德对人们的体育行为起着引导和约束的作用,使体育运动沿着规范的轨道健康和谐地发展。由于体育运动蕴藏着巨大经济利益,致使国内外很多体育人不断寻找体育规范漏洞,违反体育道德以谋求社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
3.1  利益下的裁判员体育道德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竞技体育的利益背景变得日益复杂,在比赛中,裁判错判、漏判等现象屡禁不止,如果用自身能力去说明低级的失误恐怕很难自圆其说。面对中国足坛打黑中涉及多位裁判员的现象让人不难想到与其背后的巨大利益相关。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国内不少裁判员失去了秉公执法的职业态度。“黑哨”严重违背了裁判员的职业道德,干扰了体育制度。面对国内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中国体育的裁判制度又该如何?
3.2  教练员的职业道德
      教练员是运动训练中培养和训练运动员的人。而教练员的职业道德是指从事教练职业的人在教练岗位上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社会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练员的社会角色不仅仅是对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训练,而是要注重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包括思想、身体、技术、战术和道德意志品质等方面。而在我国的竞技体育制度下,由于对教练员的衡量主要集中于其引导的队员的运动成绩和取得金牌数这两个方面,运动员的成绩决定着教练员的前途。利益驱使让不少教练员为争取成绩在训练上急功近利,过早地开发运动员的潜能,在比赛前谎报队员的真实年龄,甚至抱着侥幸心理让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等。严重地违反了教练员的职业道德,破坏了运动员的成才规律,缩短了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对我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3.3  竞技利益下被归化的运动员现象
      运动员归化是指某个运动员自愿、主动取得出生国籍以外其他国家国籍的行为。世界很多国家球员归化已经屡见不鲜,例如著名足球运动员齐达内、本泽马,约旦篮球队的怀特、达格里斯等等。在国内,伴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一路高歌猛进,球员出走他国现象也层出不穷,如羽毛球名将黄穗、举重冠军赵常玲、篮球运动员张天杰、魏新以及李明阳等。而这些球员也因此被扣上了对国家不忠、叛徒的帽子。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这些项目多数是我国的优势项目,由于高水平运动员很多,而能代表国家出战的运动员很少,很多运动员在国内的竞争中就被淘汰下来,运动员的价值难以得到实现。另外运动员的保障制度不完善,非精英运动员不受重视,利益得不到保障。运动员的出走归根到底是我国竞技体育制度的不完善,过高地追求金牌只会造成我国体育的滑坡。
运动员学问教育与体育训练的矛盾观
      在我国现行的体育制度下,运动员的学问教育和体育训练一直是我国体育学者们讨论的重点。教练认为运动员只有了运动成绩,才能有光明的未来。而学者认为学问课的学习关系到运动员的未来发展,有成绩的运动员必然是少数,运动员的未来靠的还是全面的学问教育。学问教育和体育训练的矛盾自始至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的教育目标是要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在培养优秀运动员的过程中,也应该且必须保障其获得德、智、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针对运动员培养主要采用“上午学习下午训练”的模式,通过调查发现体校的师资缺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强以及学生上课时间少是导致运动员学问成绩较差的直接因素。另外运动员经过大强度的训练,身体过度疲惫,也会引起对学问课兴趣的降低。在这种长期的恶性循环下,体校的学生在学习的轨道上越走越远,最终导致学问课学习边缘化,而通过训练提高自己的大赛成绩成为了他们唯一可以救命的稻草。
      在我国新时期体育改革的道路上,运动员“学与训”的关系不应该再是矛与盾的关系,而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随着现代运动技术的迅速发展,没有足够的常识难以领会技术要领,因此运动员的学问教育不但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快对运动技术的理解;另一方面竞技体育的训练可以实现他们为国争光的价值。然而要实现两者的相互协调,终归需要我国现行的体育制度做出改变,加大政府对体校的监管力度,完善运动员的学习考核制度,提高教练员的常识储备等。
赛后体育场馆设施的开发和利用
      体育场馆是进行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及身体锻炼的专业性场所。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国内奥林匹克运动会、世锦赛等大型赛事日益增多,加上公众对体育活动热情的不断高涨,使得国内体育产业发展迅速。根据《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到2015年,全国各类体育场地将达到120万个以上,几乎覆盖了国内大、中、小城市,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多的体育设施并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相应的价值和利益。首先,部分城市为迎合体育大赛,突出城市形象,在体育场馆建设上耗资巨大,奢华成风,而赛事过后大门紧闭或者高额对外开放,致使居民无法进行日常的健身活动,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其次由于竞技体育的需要,部分城市仓促建设场馆,由于选址偏远,周边常住居民很少,消费能力有限,加上交通不便,生活配套设施不足,难以吸引市民前往健身锻炼和商业推广活动。因此不少场馆由于经营困难,入不抵出,最终造成了场馆设施的弃用。例如巢湖体育场变为菜地,辽宁体育馆的爆破。最后,体育场馆的专属性较强,封闭性较高,不少城市的球馆只用于某些球队或者运动队的训练,比如CBA、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等体育赛事;而学校的场馆也仅仅用于学生的训练,文艺活动等。
      因此通过分析大家不难发现,我国体育场地的绝对数量比较丰富,但是相对数量不足,多数体育场馆仅仅用于竞技比赛。而城市每年举行的大型活动场次屈指可数,2009年仅有8.3%的场馆举办大型活动在40次以上,66.7%的场馆举办大型活动在20次以下。过度迎合竞技体育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均衡分配我国体育场馆设施资源,最大限度满足赛后利用,最小限度满足奥运比赛的需要才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体育道路。
竞技体育制度下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能够站到巅峰的人寥寥可数。而大部分默默无闻的人却不得不面对惨淡的退役时光。如何解决他们退役后的就业问题既关系到运动员自身的利益,也关系到我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据统计2001—2008 年期间山东省退役运动员816 人,而安置的人数仅有369人。国家政府每年提供给运动员的岗位难以满足退役的需要,退役运动员就业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6.1  我国对运动员退役安置的政策不健全
      我国退役安置政策始终没有相应健全的法律法规。1980年4月国家体委、民政局、劳动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招收和分配优秀运动员的联合通知》通知其中规定: 优秀运动员分配工作时,经过考核按干部和工人分配工作。2002年国家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意见》中专门规定“建立退役运动员就业培训制度,加强对运动员的职业技术培训,鼓励运动员自主就业”。国家对退役运动员并没有出台行之有效的安置政策。仅仅是对少数优秀运动员进行了安置,而未取得成绩的运动员则面临着自主就业的尴尬境地。
6.2  运动员综合素质缺乏,导致竞争力不够
      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日益增加,我国整体就业形势严峻。作为职业运动员,他们的一生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国家的竞技体育事业,生存技能仅剩下曾经从事的运动。缺乏基本学问常识成为他们难以竞争其他岗位的重要原因。
年龄大、没学问、就业难、伤病缠身、缺少社会关爱是目前我国部分体育项目退役运动员的现状。而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目前实行的专业化训练体制和缺少相应的配套政策有直接关系,竞技体育是一个金字塔,最后能站在塔尖上的毕竟是少数人,而大部分人在搭建塔基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代价。而辛勤的汗水,辉煌的过去,却并不能给他们带来退役后的美好生活。
小结
      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竞技体育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而积累荣誉的背后,国内群众的身体素质、学校体育建设、运动员退役保障等问题日益加重。国家的体育实力,并不完全取决于金牌的数量,更不是取决于国家职业运动员的数量,全体国民的体育运动参与度,才是竞技体育能够持续不断发展的基石,也是政府体育部门真正需要花精力去提高的地方。
 
——摘自:宋晓研,刘衍勇,赵述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研究——《贵州体育科技》,2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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