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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的社会学分析

引言
      从1896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至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闭幕,现代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先后举办31届,除了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外,美国参与了每一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16次居于世界金牌榜首,9次世界金牌榜第2名,2次世界金牌榜第3名,共获得奥运奖牌2537枚、金牌1020枚,是世界夺得奖牌和金牌最多的国家,美国也因此被誉为当今世界竞技体育的“超级大国”。
      美国竞技体育的强势并非“偶然”,而是“持续”,“持续”意味着“必然”,而“持续”及“必然”的背后,则受一定的“规律支配”。正因如此,国内许多研究者基于多个视角、多个维度探析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的背景和动因,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寻觅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比如:董官清、鞠成军、廉俊颖,邹月辉、马颖竹,陆孝光等研究了美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揭示了美国高校竞技体育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薛文标、潘前、王萍丽,陈庆熙、潘前,许正勇等对美国竞技体育的业余性特征、职业化趋向、市场化模式作了深入探讨;凌平、冯宇超,樊杰,掌玉宏等就美国竞技体育相关法律保障体系作了深入研究;徐建华、谢正阳,舒盛芳、沈建华、郑雅来,黄卓、童艳、周美芳等分析了美国竞技体育学问的基本特征与意义等。这些研究成果从某一视角总结了美国竞技体育某一方面的特征,并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的原因。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的动因是多层面的、多维度的,孤立地分析以上研究成果,还不足以完整而系统地反映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的背景和动因。
本研究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在以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的背景和动因作一系统分析,以期对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并对我国竞技体育实力的整体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借鉴。
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的基本表征
      竞技体育基本的特征之一是竞争性,故判别一个国家竞技体育实力往往要看竞赛的级别、规模以及竞赛成绩。当今世界,竞赛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竞赛,莫过于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因此,人们习惯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在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所取得的成绩来衡量一个国家竞技体育强弱与高低,即以金牌成绩衡量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含金量”,以奖牌榜和前8名排名衡量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大家以美国在历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别是在近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所取得的成绩为研究依据,分析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的基本表征。
      截至目前,美国共参加了27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共获得金牌1020枚,平均每届获得金牌37.78枚;共获得奥运奖牌2537枚,平均每届获得奖牌93.96枚;金牌占奖牌总数的40.20%。总体看,美国在历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总数在40枚上下浮动,金牌数量较为稳定。
      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的基本表征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美国竞技体育保持“强势”。在近5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美国的金牌数量基本稳居金牌榜第1名,其中,在第27届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美国获得39枚金牌,比第2名俄罗斯多7枚、比第3名中国多11枚;在第28届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美国获得35枚金牌,比第2名中国多3枚,比第3名俄罗斯多12枚;在第29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虽然美国以36枚金牌居于第2名,但与上一届所取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相比,其金牌成绩增加一枚;在第30届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美国获得46枚金牌,比第2名中国多12枚,比第3名英国多17枚;在第31届伦里约运会上,美国再次获得46枚金牌,比第2名英国多11枚,比第3名中国多20枚。这些都表明美国竞技体育的“强势”。
      其次,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的另一个表征是“持续”。从金牌数量看,美国在近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获得金牌数量,从第27届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的39枚到第31届伦里约运会的46枚,基本上是稳中有升;从奖牌总数上看,从第27届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的97枚到第31届伦里约运会的121枚,美国在近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所获得的奖牌基本呈直线攀升,表明美国竞技体育一直在持续“走强”。
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的社会因素分析
3.1  学问背景:深厚的学问基因使然
      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有着深刻的学问基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精神学问是在世界多元学问的碰撞与融合下产生的,是在美国一定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作用下形成的,具有“地位崇高”“身份优越”“美国至上”以及善于竞争、敢于冒险、勇于挑战的思维定势和思想特质。在19世纪之前,从英国移民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到美国政府颁布的《独立宣言》《权利法案》,美国民主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并衍生出构成美国学问核心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19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开疆拓土、发展工业,并催生了实用主义哲学以及“独立、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观。这些既是美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逻辑起点,也是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的逻辑基础。
3.2  政治背景: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
      从政治意义上,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与强盛,离不开这个国家的主导动机。美国主导动机有两个:建构公正的社会体系、稳定的政治秩序,促进国家更加有效和动态发展;建构较高的国际地位、提升良好的国际形象,加强更多的话语权,维护国家权益。要实现这两个动机,竞技体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载体、途径和抓手。
      就内部而言,美国把体育纳入教育体系,围绕常识学习、自我实现、社会重构等目标完善体育课程体系,形成建构以学校为中心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美国把竞技体育推向社会与市场,推动竞技体育社会化、市场化发展,并以此影响美国国民的价值观。正如库克利所说的那样,竞技体已从终身行为、自身快感、美学属性转变为追求短暂刺激、塑造独特风格。对此,美国主流媒体也通过对竞技体育的宣传推进人的社会化进程,并以此强化现有公共价值和社会秩序,比如,温拿曾这样评论“超级滚木球”运动项目:该游戏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较强的价值观教育色彩。
      就外部而言,美国把竞技体育作为表达意识形态、巩固国际地位、提升国际形象、主导国际秩序的重要载体,赋予竞技体育浓郁的政治化色彩。在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之前,美国竞技体育具有一种无以抗衡的绝对优势。二战结束之后,世界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它们为争夺世界话语权、国际秩序主导权而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1952年,苏联在美国对其参赛资格的质疑和强烈反对中参加了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由此拉开了两大政治集团在奥运赛场上的利益较量与权利角逐。从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到第2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两个政治集团的力量对比可谓此消彼长,美国共获得429枚金牌,苏联共获得425枚金牌,二者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从团体总分看,苏联从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到第2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团体总分从27.8%提高至51.9%,显然处于绝对的优势。其间,为抵制苏联,美国拒绝参加了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苏联在没有强大“对手”竞争的情况下,获得了80枚金牌。出于政治斗争需要,苏联则拒绝参加了1980年在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美国在没有苏联竞争的情况下,获得了83枚金牌。随着苏联解体,建立在苏联竞技体育基础之上的俄罗斯竞技体育,从此也走上了“下坡路”,虽然如此,美俄之间的金牌之争、权益之争依然激烈,比如,在第31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前后,美国针对俄罗斯兴奋剂事件,对俄罗斯开展了激烈的“信息战”“舆论战”,俄罗斯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总体上看,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为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竞技体育在奥运赛场上“养尊处优”,事实上美国竞技体育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近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英国、德国等国的竞技体育快速崛起,都给美国竞技体育带来了较大的压力,而更多国家参与奥运金牌的角逐,也给美国竞技体育的持续走强提供了新的动力。
3.3  经济基础:体育产业支撑与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研究表明,经济是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最主要的要素。成熟的市场体系、完善的企业制度、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丰厚的全球经济资源,是构成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基本要素。虽然如此,美国政府却并未把竞技体育纳入财政预算,而是把竞技体育推向社会和市场,通过社会赞助与商业化运作获得资金支撑。在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为强化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政府给予美国奥委会1000万美金的财政支撑,翌年又通过政府税收划拨方式支撑“金牌行动计划”;此后,又通过鼓励政府雇员捐款、发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币、动员企业资助、扩建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等方式支撑竞技体育发展。
      体育产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产业规模、经营治理、运行机制都堪称一流,涉及职业比赛、休闲、健身、器械制造、媒体传播、娱乐时尚等众多行业。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就已经出现了商业性的体育赛事。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次世界大战及经济萧条影响了美国体育产业的发展速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使更多的美国人成为了“有钱又有闲”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及改善生活质量的需求,使美国体育产业获得了新生,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据美国有关机构估算,美国体育市场整体规模约为每年4850亿美金。其中,美国体育设备零售额每年410亿美金。美国职业体育产业的主要收入来自电视转播权、门票、“场租”(包厢、货摊租金、停车等)及特许纪念品、赞助销售等,其中电视转播权和门票所占比重最大。美国橄榄球联盟(NFL)、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美国冰球联盟(NHL)、美国职业棒球联盟(MLB)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据调查,约有27. 9%的美国人是NFL球迷,12.9%的美国人是MLB球迷,9.6%的美国人是NBA球迷,四大联盟目前的年收入在230亿美金左右。美国拥有成熟的健身体育产业,其市场规模大,已占美国整个体育产业的32%。整体经营水平及组织化程度也很高。据国际健康及运动俱乐部协会统计,美国运动健身场所大约有4.8万个,商业性俱乐部1.33万个,其中体育健身俱乐部1.2万个,占总数的90.22%;2005年美国的健身俱乐部会员仅为4130万人,到2012年增至5020万人,美国30500个健康俱乐部在2012年创造了2180亿美金收入。
      与职业体育一样,美国业余竞技体育的市场化程度也很高,通过市场化运作获得大量资金支撑。比如,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市场化运作的手段和机制主要有门票销售、电视转播、参赛费用等。从其财政收入结构看,门票销售是NCAA及其成员高校市场化运作重要的手段,2011—2012年,NCAA仅全国锦标赛的门票收入就达1.02亿美金,占其运营总收入的8.72亿美金的11.70%;电视转播也是NCAA及其成员高校市场化运作的主要手段之一,2014年,NCAA收入接近10亿美金,而其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过80%的收入直接来自电视转播收益,仅就“疯狂三月”赛事20天的电视直播价值约就高达7.4亿美金。2010年,NCAA与CBS、时代华纳签署电视转播合同,从2011年到2024年, 14年合同价值108亿。除此之外,NCAA的收入来源还有各类社会捐赠、投资净收入等。NCAA及其成员高校市场化运作及其收益为高校竞技体育的发展和大学生运动员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NCAA会把每年全部收入的绝大部分返还到旗下各个联盟及相关机构,按不同费用类型进行分配,包括锦标赛支出、财政补贴、竞赛奖励以及广泛性的委员会工作等项目,其中相当一部分作为资助学生球员的基金,包括奖学金、学生补助、健康服务与意外保险等,将收入反哺体育赛事、反哺教育系统。
3.4  人才支撑:先天优势与后天培养
      就学问学意义而言,特殊的社会条件、自然环境以及多元学问,造就了美国人善于竞争、敢于冒险、勇于挑战的思维定势和思想特质,以及热爱运动、崇尚竞技的习惯,这为美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人口学意义而言,美国拥有一支庞大的运动员队伍,其中,大学生运动员有35万人,中学生运动员有650万人。在篮球、橄榄球、棒球、田径、游泳等传统优势项目上,职业运动员、大学生运动员、中学生运动员人口比例为1:200:4000。在职业竞技体育队伍中,黑人占有较大比例,比如,NBA中黑人运动员占80%,NFL中黑人运动员占55%,MLB中黑人运动员占20%,NCAA中黑人运动员男子占61%、女子占30%。从生理学看,黑人在竞技体育中具有得天独厚的生理优势,加之美国社会遗留的种族歧视及黑人社会地位较为低下,使得众多黑人加入竞技体育队伍中,试图通过后天的刻苦学习和训练、自身特长的发挥以及重大体育赛事优秀成绩的取得来改变其社会地位,由此涌现出一大批美国乃至世界体坛熠熠生辉的体育,这其中包括第一位出现在美国职业体育联赛中的非裔美国人杰奇?罗宾逊,第一个加入职业冰球联赛的黑人球员威利?奥雷,第一位世界排名第一的黑人网球运动员阿瑟?阿什,创造了一人在一次大赛中独得4枚奥运金牌奇迹的杰西?欧文斯,被誉为全世界最棒的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拳坛导师卡蒂斯?库克斯,田径超级巨星卡尔?刘易斯等。
      将先天优势转化为实际竞技能力还必须依靠后天培养和科学训练。为此,美国把体育纳入教育体系,建构了“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后备竞技人才培养体系。从体育教育教学看,美国中小学阶段的课程体系基本建构在这样几种模式之上:竞技运动教育模式,即把竞技运动纳入体育教学内容,重点提高学生的技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行和对待参与竞技运动的态度;体适能教育模式,即学习体适能常识,掌握相关练习方法,发展学生的体适能;运动分析模式,即理解人体基本运动过程,提高学生跑、跳、掷、平衡等基本运动能力;个人价值模式,即注重个人与社会环境的结合,注重学生在运动中的快感、满意度以及荣誉感。高校的体育课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健身,主要目标是学习体育常识、提高体适能、树立终身健身思想;一类是竞技运动,学习和提高竞技运动能力。
      从竞技运动看,美国竞技运动及竞技人才培养结构具体包括少儿竞技运动、中学竞技运动、大学竞技运动和职业竞技运动。其中,在少儿竞技运动方面,各地均建有针对少儿的训练班,少儿可自愿加入训练班学习竞技比赛规则和运动技能,也可参加少儿俱乐部体验比赛;在中学阶段,课外训练和比赛大都采取校运动代表队的形式,教练一般由体育教师兼任;大学竞技运动主要由NCAA主管,为保证大学生运动员的学习时间和质量,NCAA除了规定训练的具体时间,还对不同级别的高校参与不同项目的比赛的场次和时间作了规定,比如,在每年的棒球比赛上,Ⅰ级、Ⅱ级高校的参与不得超过56场次,Ⅲ级高校不得超过50场次;在每年的田径比赛上,Ⅰ级、Ⅱ级高校的参与时间不得超过18天,Ⅲ级高校不得超过22天。大学生运动员在毕业之后,如果要继续从事竞技运动,可以选择业余竞技运动,也可选择职业竞技运动;对于业余竞技运动,职业竞技运动对运动员的要求较高,但进入职业竞技运动后,不仅可以参与全国性和世界比赛,还可以从中获得高额报酬;对于竞技水平达不到标准的运动员,可选择参加校内竞赛或者各城市举办的以娱乐健身为目的的比赛。如此完善的“一条龙”的后备竞技人才培养体系,为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在第31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美国从78所高等院校派出大学生运动员430名,占该国奥运军团的77.48%,其中,“太平洋12校联盟”共输出246名大学生运动员,分别参加了23个比赛项目;美国代表队所获得的46枚金牌、121枚奖牌,大部分由大学生运动员夺得,其中,来自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加州大学的大学生运动员共摘得24枚金牌、48枚奖牌,分别占奖牌总数的52.17%、39.67%。
3.5  科技推动:竞技体育科研与科学化训练
      在一定意义上,奥运赛场上的竞争是力量的角逐,更是技能的比拼和科技的较量。美国竞技体育的持续走强,与竞技体育科研与科学化训练密切相关。在第2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美国奥委会便通过一项决议,即通过科技提升竞技水平。1981年,制定了以科技推动竞技运动的计划,并开始兴建现代体育运动中心,先后兴建了普拉西德训练(冰上运动)、斯普林斯(水上运动)、圣迭戈(综合运动)等训练中心,每年为1.2—1.5万名运动员提供科学引导和训练服务。1986年,开始设立“科学服务与研究课题拨款计划”,资助各单项运动协会开展竞技体育研究,并要求各项目成立科学顾问委员会,由医学、体育、心理学专家和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组成。美国奥委会内设有吉祥棋牌游戏大厅、运动科学和教育委员会,该组织下设吉祥棋牌游戏大厅部、运动科学部、教育服务部,分别对运动员提供医疗保健、科学测试、科研信息和成果服务。在总部训练中心不仅建有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理和心理等多个科学实验室,而且配备有先进的科研设备。此外,美国还拥有众多的体育科研组织,比如,高等院校承担着美国奥委会大量的课题研究和攻关任务;耐克企业等大型体育用品企业大都建有自己的实验室,开发和生产具有高科技的运动产品;一些大型医院或医疗中心建有私人研究实验室,开展健康与卫生方面的研究等。
      美国竞技体育科研为运动员的科学化训练、竞技水平的整体提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比如,美国专家维克托?康特采用ICP光谱仪,通过对运动员血液、尿液以及头发中的化学元素含量的分析,揭示了化学元素含量与竞技能力的关系,并以此调整运动员体内矿物质含量,改善了运动员的膳食结构;科罗拉州大学教授詹皇?马斯克研究发明了高速视频分析器,通过激光影像分析,提高了射击训练的命中率;美国前田径教练汤姆?雷特兹通过红白肌引导仪选材、运用计算机进行生物力学分析、采取模拟训练筛选“最佳模式”,最大程度地挖掘运动员的潜能,培养造就了短路明星刘易斯这一“生物力学研究的结晶”;印第安那教授康西尔曼创立的“摇橹划水”理论,即直线后推前游理论,引导训练美国游泳队,使运动员施皮茨在幕尼黑奥运上获得了7枚金牌;美国男排前教练比尔在专家的帮助下,采用计算机、调整摄影图片分析研究男排技术,不断改进训练方法,使得多次无缘奥运冠军赛男排走向了第22届奥运冠军领奖台。在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美国130多名运动员装备了“鲨皮”仿生科技连体贤淑身泳装,夺得游泳项目2/3多的金牌;玛丽安?琼斯在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穿着耐克企业专门为其专门设计的重量仅99克的“水晶跑鞋”,一举夺得了冠军等,无不体现了科技的力量与魅力。
结语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动因。这其中,美国精神学问和世界政治格局以及奥运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是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的动力之源和政治条件;成熟的体育市场体系、规模宏大的体育产业以及丰富的多元化资金来源和支撑,是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的物质基础;热爱运动的人口资源和数量众多的运动员队伍、具有得天独厚的生理优势和体能禀赋的黑人运动员以及体教融合的了“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后备竞技人才培养体系,为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竞技体育科研与科学化训练,为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完善的体育法律体系为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势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些经验和做法启示大家:不断发展壮大我国竞技体育事业、持续提升我国竞技体育整体实力和水平,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丰厚的中华传统学问,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丰厚的学问滋养;积极顺应世界政治格局以及奥运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改革和完善“举国体制”和运行机制,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建立多元投融资机制,完善体育市场体系,推动体育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互补发展,统筹区域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健身、体育用品、体育竞赛互动发展,支撑体育企业成长壮大,打造中国优秀体育品牌,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把竞技体育厚植于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之中,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探索体教结合、竞技体育“学院化”之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建构完善的体育科研体系和完善的体育法律体系,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科技装备和法律保障。
 
——摘自:陈强,美国竞技体育持续走强的社会学分析——《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

完善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的创新路径研究

研究背景
      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是国家为了充分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竞技体育事业发展而制定的一项激励性质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为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短时间内跨入世界体育大国行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我国竞技体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宏伟目标对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当前人们对体育强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量化的评价体系,但是就竞技体育而言,各项目的平衡发展、世界重大赛事奖牌“含金量”的提升以及职业体育的突破等是体育强国不可或缺的衡量指标。现阶段,体育强国建设对竞技体育发展提出新要求,当前仅以增加金牌绝对数量为己任、为体育大国建设服务的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显然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完善创新势在必行。
我国现行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
2.1  奖励覆盖面不足,限制了奖励效应的全面发挥
2.1.1  奖励对象集中于优势项目,不利于竞技体育项目的均衡发展
      当前,我国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主要是以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获得的名次为依据。由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不均衡,能够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世界大赛上获得名次尤其是获得冠军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因此能够享受到国家奖励的主要是从事优势项目的小部分运动员,而广大非优势项目的运动员基本被排除在了奖励的范围之外,这不利于保持非优势项目运动员的训练热情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运动员进行奖励,除了能够激励运动员外,还有导向作用,即吸引更多的具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进入竞技体育行列。然而目前的奖励机制不利于潜优势项目尤其是弱势项目运动员对青少年保持足够的吸引力,直接影响后备力量发展。长此以往,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可能会更加明显,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助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美好初衷也将难以实现。
2.1.2  注重对体制内运动员的奖励,对体制外运动员关注不足
      1996年 7月 3日,原国家体委、人事部联合发布的《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是目前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具体的引导性文件。由于当时我国职业体育刚刚起步,运动员水平相对较低,还难以承担起为国争光的重任,因此当时制定的办法并未将运动员奖励的范围涵盖到参加职业赛事的职业运动员。近几年,我国职业体育迅速发展,竞技水平不断提高,一些项目的职业运动员开始在世界重大职业赛事中崭露头角,并不断创造优异的成绩。李娜、丁俊晖、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等我国职业体育的优秀代表在世界重大职业体育赛场的优异表现正在改变着世界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偏见,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职业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因此,将在世界重大职业赛事中获得优异运动成绩的职业运动员纳入国家奖励的范围以内,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关于优秀运动员奖励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然而,由于人们在认识、观念的误区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上的缺失,我国优秀的职业运动员至今一直被排除在国家奖励的范围之外,这是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的一大遗憾和不足。
2.2  对运动员贡献缺乏科学评估,奖励依据僵化单一
      当前,我国政府对优秀运动员奖励的主要依据是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世界大赛中所获得的名次,即不管什么项目,名次相同奖励也完全一样,在奖励过程中基本没有考虑成绩获得的难易程度以及所获成绩的世界影响力,即“奖牌的含金量”。不同运动项目的内在价值和影响程度不同是不争的事实,不同运动项目金牌夺取的难度存在差异也是客观存在。不考虑金牌社会影响力、金牌的夺取难度、运动员为项目发展所做贡献的奖励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我国非优势项目运动员的积极性(越是弱势项目,取得与优势项目相同成绩的难度越大,运动员付出的劳动可能会更多),影响了竞技体育项目的均衡发展,进而阻碍我国体育强国目标的实现进程。
2.3  奖金标准的制定及调整缺乏明确的依据
      国家对在国际重大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运动成绩、为国争光的运动员进行适当的奖励不仅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然而,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我国政府对优秀运动员尤其是奥运冠军奖励的力度不断加大,高额的奖金超出了部分社会大众的可接受范围,关于奥运冠军重奖的争论开始不断升级,奥运冠军奖金标准的制定以及调整的程序和依据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八条赋予了为体育事业做出贡献的运动员获得国家奖励的权利,但是对奖金标准的制定依据没有作出说明和规定。随后,1996年颁发的《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办法》对运动员奖励的规则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然而也不曾提及奖金标准的制定依据。随后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政府对奥运冠军的奖励力度逐届递增,但是每届奖金增长的幅度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规律性。这期间,各级地方政府对奥运冠军的奖励更是水涨船高,有的甚至超过了国家奖励,然而关于奖金标准制定及调整的依据,不管是国家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没给予明确、合理的相关规定。经济发展、政府对竞技体育事业的重视固然是优秀运动员奖励增加的原因,然而缺乏具体、明确的奖金标准制定及调整程序和依据,将奖金标准的制定完全依赖于政府部门的自由裁量,为现实中各地政府间优秀运动员奖励盲目竞争、通过奖励运动员实现私利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使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受到了挑战和质疑。
2.4  优秀运动员奖励缺乏完善的程序机制
      在优秀运动员奖励的管理过程中,我国国家和地方政府大都对奖励的过程和步骤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比如《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获得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足联世界杯赛等世界大赛奖励名次和创造世界、亚洲纪录的运动员的奖金,先由全国单项运动协会审核成绩,填写《运动员教练员奖金审批表》,然后报国家体委批准。国家体委将奖金总额拨发给全国单项运动协会以后,由全国单项运动协会来操作完成具体的评发过程。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类似的管理规定。但是看似清晰明了的奖励过程其实隐含着不少的漏洞,尤其是全国单项协会具体实施奖励的环节更是讳莫如深、充满变数。以奖励公开为例,作为具备行政奖励性质的政府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要求奖励的依据、奖励的过程、奖励的结果都必须向运动员和公众公开,以确保奖励过程民主、结果公正。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奖励公开远未成为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的一个程序制度。另外,程序制度要求的回避、说明理由、异议处理等环节在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的管理之中也都未曾体现。
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完善与创新路径
3.1  扩大奖励范围,优化优秀运动员奖励对象体系
      有意识地提高优秀运动员奖励的效价和希望值,让奖励成为尽量多的运动员看得见、够得着的激励,最大化运动员的行为动机是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的希望之所在,也是大家设计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首先,打破唯名次奖励的僵化规定,丰富和完善奖励的依据、条件。具体说来,在坚持现有的以比赛成绩和名次为基本奖励依据的前提下,综合考虑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层次水平与运动员所获成绩和名次的关系,增设突破奖、进步奖、贡献奖等奖项,有效激发不同层次、不同水平项目运动员的训练热情。一是根据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需要,对亟需突破的项目进行特殊的奖励。在这一方面,韩国的做法值得大家借鉴。韩国政府在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本国获得金牌运动员的奖励是1亿韩元,但为了鼓励田径等落后项目的发展,又单独为田径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准备了1.5亿韩元的特别奖励。另外还规定,只要是在田径比赛中进入决赛的运动员都可获得2000万韩元的奖励。二是考虑运动员成绩提升幅度。从事落后项目的运动员在国际重大体育比赛中虽未获得比赛名次,但是如果成绩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也应该对其进行一定的奖励。
      其次,突破体制内外限制,将职业运动员纳入奖励的范围之内。政府对优秀职业运动员的奖励对保持职业运动员的人力资本投资热情,提高青少年参与职业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我国职业体育的发展意义重大。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按照优秀职业运动员的参赛级别以及获得名次的层次,以国家对专业优秀运动员的奖励为参照,制定相应的奖励标准,实现 “专业”“职业”奖励标准的平等对接。如网球的四大满贯冠军的奖励可等同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的标准,足球的亚俱杯冠军的奖励可与亚运会冠军相仿,其它职业体育项目的世锦赛冠军奖励与奥运项目的世锦赛冠军相仿等等。
3.2  参照金牌夺取难度、金牌影响力,实施差异化奖励
      当前在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过程中,不分项目、一视同仁的奖励原则是国家为了鼓励运动员在世界竞技体育大赛中多拿金牌,实现奥运争光计划的必然选择。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大家的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但是,随之而来的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转型的问题又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即大家不仅要追求金牌的数量,而且在金牌的“含金量”上也要有所保证。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为竞技体育发展服务的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也应该审时度势,积极调整,主动适应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需求。
      首先对金牌的夺取难度进行科学评估,按金牌的夺取难度对所获金牌分级,不同等级之间采取差异化的奖励方式。由于不同竞技体育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程度、流行程度、受重视程度的差异,不同项目获得奥运金牌的难度还是有所差别。在受众很小的女子项目、冷门项目或者地域性很强的项目上,通常可能就几个国家的运动员在竞争,而在普及程度很高、流行度很强的项目上的竞争往往是世界范围内的,相比而言后者的冠军争夺更加激烈,金牌的含金量也就更高,奖励的力度也应该更大。德国奥委会在2004年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对本国集体项目运动员的奖励就经过仔细评估,根据每个项目有多少队竞争来确定奖金的数目。经过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洗礼,我国奥运金牌在数量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金牌结构不合理、金牌“含金量”不足的现象依然没有改观。对不同项目的金牌按夺取难度进行分类,实行差异化奖励,既是对运动员付出与回报的精确平衡,也是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转型的现实需要,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其次,运动项目的世界影响力也应该成为优秀运动员奖励的依据。当今世界各国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希翼借助奥林匹克运动会宣传国家形象。由于不同运动项目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程度、流行程度的差异,不同项目奥运冠军的世界影响力并不一样,在世界影响力大的项目上取得金牌受到不少国家的重视。
      树立经济、学问、政治大国的应有形象是我国政府重视发展竞技体育的初衷之一,然而,我国奥运夺金项目世界影响力不高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一目的实现。转变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改善奥运金牌结构,在全球影响力大的项目上形成明显的发展和突破亟不可待。面对这一现实任务,作为具有激励、引导等功能的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应迅速做出调整,改变当前无所侧重、一刀砍齐的奖励方式。在综合考虑各运动项目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度、流行度以及财政状况等因素的情况下,对不同运动项目的世界影响力大小做出科学的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对不同项目冠军实行差异化奖励。
3.3  制定客观、科学的优秀运动员奖励标准及调整依据
      政府对优秀运动员的奖励是政府利用国家财政对优秀运动员进行的奖励行为。在当今对政府行政行为要求公开、透明的社会大环境下,明确的优秀运动员奖金标准制定程序、科学的优秀运动员奖金调整依据不仅仅是提升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规范性、改善奖励效果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政府工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
确定奖励标准以及奖金调整幅度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理、实用的参照对象,使奖金的变化有据可依。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先后提出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职工收入水平、居民生活水平、国际比较、行业比较等参照标准,为大家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帮助。综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在衡量利弊、结合现实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以奥林匹克运动会前一年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为参照指标(地方政府以当地前一年的职工平均工资为参照指标),乘以相应的奖励系数来确定当年奥运冠军奖金金额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这一做法的最大优点是将奖金与我国及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直接挂钩,使奖金的增加依附于国家及地方经济的增长,而不完全是政府的自由裁量。目前来看,这一奖励标准制定的难度在于奖励系数的确定。大家可以参照1984年以来我国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奖励系数(奖励系数 = 奥运冠军奖金数额 / 职工平均工资),集合体育、经济、社会等方面专家的集思广益,共同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系数标准。这些系数标准一经确立就要保持相对的稳定和连贯,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都要以此标准来计算优秀运动员的奖金金额。
3.4  加强优秀运动员奖励的程序制约建设
      优秀运动员政府奖励属于行政奖励的范畴,既然是行政奖励,那么专门负责优秀运动员奖励的工作机构、具体承办优秀运动员奖励事项的工作部门就都属于政府部门内部机构,其工作人员参与优秀运动员奖励工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行政权力与生俱来的弊端要求其必须被加以管制,而程序制约是公认的最为有效和易行的行政权力管制方式。
      首先奖励要公开。奖励公开是行政公开原则在优秀运动员奖励领域的具体适用,是深入贯彻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条件。奖励公开要求政府对优秀运动员奖励的依据、奖励过程、奖励结果、奖金来源都必须向运动员和公众公开。
      其次,回避原则。奖励的受益者不能同时成为奖励的实行者是对奖励回避的基本要求。然而当前我国由项目管理中心实行具体奖励工作,而项目管理中心很多人员同时也是奖励受益者的状况恰恰违背了回避的原则,致使优秀运动员奖励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奖励结果的公正性、可接受性受到质疑。
      再次,说明理由。说明理由是指政府在对运动员进行奖励时,需要说明做出该奖励行为的事实、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等因素。特别是有人对授予优秀运动员奖励提出异议时,政府部门必须对异议人说明奖励的理由。
      此外还有异议处理。异议处理是指在优秀运动员奖励过程中或奖励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运动员或者社会公众可以对奖励提出异议意见,相关部门对异议内容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并向异议人做出反馈。
      最后,诸如辩论、听证等也是有效防止和控制权力出轨、保证奖励公平公正的有效手段。
 
——摘自:马祥海,完善我国优秀运动员奖励制度的创新路径研究——《体育学问导刊》,2017.11

浙江省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问题研究

      近年来,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关注,我国作为体育大国,正不断向着体育强国的目标迈进,在此过程中一代代运动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已成为我国体育事业持续发展中的阻碍,如何更好地搭建起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扶持体系,成为帮助运动员实现职业转换的迫切需要。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和职业转换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体育部门工作的重点。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自主创业日渐成为当前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新路径,帮助有条件的退役运动员开展自主创业,实现自身职业转换,现实意义重大。
浙江省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现状分析
1.1  浙江省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情况调查。
      退役运动员是指各级政府体育部门管理的运动员由于年龄、伤病、竞技状态或运动成绩等原因,不再从事竞技体育训练和比赛,退出运动队,并正式办理了退役手续的人员。2012年,浙江省等级运动员发展人数为2889人,其中国际级12人、国家级126人、一级517人、二级2234人。在庞大的运动员基数上,为优化运动员队伍的发展,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运动员退役。为了解浙江省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情况,本文以2012至2014年在册的退役运动员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浙江省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情况进行调查。2012至2014三年间,参与调查的浙江省退役运动员数分别为165人,166人和173人,就业安置途径主要包括组织分配、学历深造、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四种类型。据调查结果显示,浙江省大部分运动员在退役后第一选择是学历深造,此比例分别为39.4%、53.6%和54.9%;其次是自谋职业,2012年选择自谋职业的退役运动员为82人,之后开始逐年下降。再次是自主创业,三年中自主创业的退役运动员数总体维持在10%左右,并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最后,在浙江省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中组织分配的人数最少。通过调查分析,总体结论是:浙江省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呈现出不均衡状况,其中学历深造和自谋职业是最主要的途径,自主创业的人数比例较低,却呈现出发展的潜力,组织分配对运动员的吸引力最低。
      与此同时,通过对运动员的个人访谈得知,尽管近年来浙江省相关职能部门对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做了大量的努力,但三年来仍有184人选择自谋职业。在对选择自谋职业的退役运动员进行深入调查们发现:有141名退役运动员靠从事着没有正式签约合同的临时工作维持生活,占自谋职业人数的76.6%,有39名退役运动员至今闲置在家,占21.2%,只有4名退役运动员正式签约了合同的工作岗位,占2.2%。因此,浙江省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的实际效果仍有待于考察,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压力巨大,拓宽就业安置途径势在必行。
1.2  浙江省现役运动员就业去向意愿情况调查。
      现役运动员的职业意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退役后的职业选择。因此,对现役运动员职业意向的调查是调整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政策的重要参考。笔者以浙江省68名现役运动员为对象,通过问卷对其职业意向进行调查,并得出以下结论。
      有44%的现役运动员选择了提升学历,以期通过继续接受教育,来提高自身的学问素质和职业技能。其次,有47%的运动员选择在退役后进行自主创业,在浙江省浓厚创业学问的影响下,有接近一半的现役运动员将自主创业作为自己退役后第一职业选择。与提升学历和自主创业相比,只有9%的现役运动员选择了组织分配和自谋职业。因此,从现役运动员的职业意向调查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社会变革的背景下,现役运动员的职业选择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其中最明显的现象是自主创业已经成为运动员再就业和实现职业转换的第一选择。越来越多的现役运动员希翼投身到创新创业的时代浪潮中,并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市场需要,进行多样化的职业尝试,以尽快实现自身职业角色的转换。
浙江省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可行性的SWOT分析
      运用SWOT分析法对浙江省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退役运动员在自主创业的过程中所具备优势与劣势,以及来自外部环境的机遇与威胁。
2.1  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优势(Strength)
      通过上文的调查结果可知,运动员在自主创业方面具有强烈的意愿。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自主创业已然成为运动员再就业时的新选择。在分析退役运动自主创业的优势时,需要结合运动员的职业特性和自身发展,充分挖掘运动员自主创业的潜力。通过梳理,运动员自主创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过硬的专业技能。
      运动员在退役前,一直从事与体育相关的活动,经过多年的训练和各种比赛的历练,运动员基本形成了个人的专业技能与特长。对退役运动员而言,过硬的运动技能和丰富的实战经验是其宝贵的财富。因此,运动员在自主创业时务必要选择自己熟知且拥有专业技能的领域,这样才能充分凸显其独有的优势。现阶段,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体育产业开始迸发出巨大的商机。普通民众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对于体育产品的需求日益强烈。退役运动员在进行再就业选择时,要充分结合自身的条件与市场的需要,开展丰富的创业尝试。退役运动员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是其进行自主创业的优势之一。
2.1.2  出众的心理品质。
      退役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中形成的坚毅品质和心理素质是开展自主创业的又一优势。在我国特殊的体育制度下,运动员通过层层选拔挑选,从小就开始接受训练,在漫长且严苛的训练中形成了运动员坚毅不拔的品质。运动员能吃苦,能流汗的精神激励其取得优异的成绩。另一方面,竞技体育的残酷性铸造了运动员强大的心理素质。在比赛中,运动员要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考验,只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才能做到从容应对。退役运动员选择自主创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在复杂、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创业者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才能走向成功。退役运动员坚毅不拔的品质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是进行自主创业的动力所在,也是其实现职业转换的基本条件。
2.2  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劣势(Weakness)
2.2.1  学问常识欠缺。
      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时面临学问常识的欠缺,在我国运动员要接受长期系统的专业训练,从而在时间及精力上无法保证学问教育的质量。学问素质低下已经成为运动员再就业过程中最大的障碍。2012年,在浙江省936名优秀运动员中,拥有本科和大专学问程度的共252人,仅占总人数的26.9%。而高中、中专及以下学问程度的比例占到了总人数的74.1%,其中初中和小学学问程度的运动员数分别为310和93,共占到总人数的43.05%。由此可以看出,浙江省运动员的学问素质普遍较低,而自主创业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对创业者的学问程度有较高的要求,因此退役运动员学问常识的欠缺可能是制约自主创业的最大短板。
2.2.2  职业技能单一。
      我国运动员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管理状态,在较长的时间里只接受运动方面的培训与学习,对于其他领域的涉猎少之又少。与此同时,运动员的吉祥棋牌手机版与技能学习往往不能兼顾,现役运动员将绝大部分的时间放在训练和比赛上,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他职业技能的学习,这就导致了退役运动员在再就业时,面临着选择范围窄的困难。运动员自主创业不仅要具备专业的常识与技能,也需要其他多方面常识的储备,如进行创业策划、管理与运营等。退役运动员职业技能的单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自主创业的广度和深度。
2.2.3  市场掌控能力不足。
      我国运动员的培养机制一直以政府为主导,职业化进程缓慢。在这种“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日常训练生活基本都由所在单位组织统一安排,运动员本身可自由支配或自主选择的余地不大。在职业生涯中,运动员长期处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之中,其对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不甚了解,掌握市场机遇的能力不足。自主创业要求创业者将自己构思与想法投入到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去,而退役运动员对市场环境的掌控不足也增加了自主创业的难度。
2.3  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机遇(Opportunity)
2.3.1  创业环境的不断优化。
      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发展的新常态,创新驱动是这一时期转变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战略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创新创业的浪潮之中。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促进社会创新创业活动走向深入,这样的创业环境对退役运动员来说是难得的机遇。浙江省是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民营经济实力雄厚,经过多年的发展,市场环境日益成熟,适合创业者开展各种创新创业活动。在浙江省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对自主创业的支撑力度不断加大。因此,在退役运动员进行再就业时,要牢牢抓住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利好,积极投入到创新创业活动中去。运动员将自身实际与市场需要向结合,把握机遇,进行大胆地自主创业。
2.3.2  体育产业的巨大潜力。
      随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人们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其中体育锻炼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跑步、健身、参加各种类型的体育运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及相关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公众对体育活动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体育相关产业的市场潜力巨大。退役运动员通过系统训练后,能充分利用自己擅长的专业常识,在体育产业的自主创业中占得先机。
2.4  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威胁(Threat)
2.4.1  市场残酷的竞争。
      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给退役运动员开展自主创业活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自主创业是创业者独自或以团队形式对自己拥有的资源或能够拥有的资源进行整合,进而创造出更大经济效益或社会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接受市场的考验,需要面对同行的竞争,需要做到风险的掌控,这是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过程中要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2.4.2  资金和团队的压力。
      创业项目的启动需要一定资金,这是退役运动员创业时面对的最大困境,退役运动员往往很难找到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创业活动一般以团队的形式进行,组建专业化的创业团队是创业成功与否的关键。专业创业团队的成员往往来自不同的领域,具有多样化的特长,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助力于团队的创业。退役运动员由于长期处在封闭或半封闭的训练环境之下,接触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相对贫乏,对于处在初创期的创业者而言,往往会因人脉关系相对较少而影响创业团队组建。
2.4.3  创业规律的要求。
      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威胁还来自于创业项目的运营和管理,自主创业是一项复杂且系统性的活动,包含了具体的运行步骤和环节,创业项目的发展环环相扣,创业者需要谙熟项目运行的规则和规律。因此,创业项目的运营和管理也考验着退役运动员的自主创业。
浙江省退役运动员实现自主创业的基本策略
      基于对浙江省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可行性的SWOT分析,不难发现退役运动员实现自主创业的具体策略为“发挥专业优势、克服常识劣势、利用政策机遇和应对市场威胁”。在此理念的引导下,促进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立足点必须放在提升运动员创业素质和优化外部创业环境上。退役运动员从事创业活动是一个复杂且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其还需要来自政府机构、社会力量等主体的扶持,以共同助力于退役运动员的自主创业。
3.1  退役运动员:强化优势与弥补劣势相结合,储备自主创业能量
      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时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创业大军中形成独有的特色。运动员所拥有的专业技能和竞赛经验是其宝贵的财富,在选择创业项目时,要以专业领域为核心,结合市场需要进行择优选择。退役运动员要把握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良好机遇,运用其专业技能和经验开展多元化的创业尝试。同时,在面对退役运动员学问常识不足、职业技能单一和对市场掌控能力不足等劣势时,运动员本身应该更加积极地去储备创业和市场运营的常识。首先,退役运动员要主动创建创业目标,储备创业常识,积累创业经验,拓展创业视野,及时把握当前市场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变化,掌握区域经济发展方向,熟悉自主创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养成独立的思维方式,善于多维观察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保持一贯的敏感性,保持自己的创业勇气和敢于艰苦奋斗的意识,加强对市场的分析与观察以及市场机会的准确判断。最后,要积极寻找合作团队,充分运用互联网和新媒体等载体拓展社交,积累有效的社会资源,不断巩固常识,扩充常识,苦练创业本领,从而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内部因素,在外部创业政策、创业环境持续优化的基础上,退役运动员要不断强化自身优势,运用多种渠道的获取创业相关常识,扩充其对自主创业的了解,提升创业信心。
3.2  政府机构:创造机遇与政策保障相结合,加大扶持力度
      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尤其是在举国办体育的体制下,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问题不断凸显。政府在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时要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通过政策引导的方式拓宽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路径。当前,自主创业已经成为运动员再就业时的新选择。这既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也体现出新一代运动员职业选择的新趋势。创新创业是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退役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完善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和融资体系,鼓励退役运动员实现自主创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政府还要建立专门的创业引导中心,加强对退役运动员的创业项目选择和企业经营管理进行有效的引导、咨询及扶持,真正把运动员的创业引导帮助落到实处。政府管理部门要深入了解运动员自主创业的进展,依据现实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退役运动员作为创业新人,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我国体育产业及服务业发展迅猛,市场化运营日渐凸显活力,政府部门要制定具有长远性的发展战略,畅通社会参与体育事业的路径,进一步激发体育事业的活力,并为退役运动员进入体育领域进行自主创业创造条件。政府需要重视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这一新趋势,引导更多有条件、有意愿的退役运动员参与到创新创业中来。
3.3  社会力量:资源整合与相互扶持结合,营造良好创业氛围
      自主创业作为一项主动性的个人或团队行为,形式多元、领域广泛,是社会活力的体现。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是整个社会创业的组成部分,具有创新创业活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特征。社会力量是参与自主创业的主体,也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要与社会创业紧密结合,逐步实现资源整合和协作扶持体系的建设。退役运动员是新型的自主创业者,需要吸取已有的社会创业经验和创业资源。因此,社会机构和退役运动员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和威胁。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下,社会机构要成立运动员创业的专业帮扶机构,为退役运动员提供相应的创业培训,充实退役运动员的创业常识。社会机构要集中资源建立健全自主创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自主创业的相关制度,并通过社会创业机制为退役运动员创新创业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撑,为退役运动员创业项目的运营以及团队管理提供支撑。社会力量和退役运动员作为创业主体,要致力于良好市场环境的营造,为更广泛的自主创业奠定基础。扶持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需要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和支撑,以整合资源为导向,形成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的良性运行机制。运动员自主创业仍处于尝试阶段,作为一种新趋势,要在政府、社会力量等主体的帮扶下实现持续发展。作为运动员就业安置中一种极具潜力的方式,要以政府为主导,集合多元主体的智慧与力量,形成长久有效的扶持体系。
 
——摘自:周秋江,浙江省退役运动员自主创业问题研究——《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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