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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时代价值与功能:2015年运动训练科学高峰论坛致辞

      近期,中国体育界发生了几件大事唤起了人们对竞技体育的重新审视和反思。比如: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的成功进行,国家田径队取得了突破性的好成绩,获得1金7银1铜9枚奖牌;中国女排时隔12年,第4次获得世界冠军。这些都令每一名竞技体育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当前,摆在中国面前的,一方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是在“和平崛起”的同时,在政治、军事、经济、学问等诸方面都受到了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的疯狂遏制。面对日趋复杂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竞技体育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竞技体育与国家崛起紧密相连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每次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都伴随着竞技体育的成就辉煌。例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孕育并创造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古罗马竞技场;伴随着以英国为龙头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体育运动项目在英国的井喷。英国是很多现代体育项目的发源地,例如足球、网球、高尔夫、乒乓球、羽毛球、橄榄球、曲棍球、斯诺克、拳击等,也随之催生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建国至今200余年的历史中,竞技体育始终与其发展崛起紧密相关。
      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竞技体育取得的每一次伟大成就,都与中国的快速发展高度契合。50多年前,在建国初的“3年困难时期”,中国登山队创造了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的历史,“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登山精神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向上,战胜一切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胜利”的巨大精神动力,“无高不可攀”成了“时代精神的象征”。40多年前,中国乒乓球队的“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速了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30多年前,中国女排5连冠创造的女排精神,成为整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象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强音。
      当2015年9月5日中国女排3:1战胜日本时,时隔12年中国女排再夺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为此,北京晚报发了号外以庆祝这次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中国女排获得2015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中国女排,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示热烈祝贺和深切问候。刘延东指出:“中国女排时隔12年后再次夺得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成绩辉煌,来之不易。大家不畏艰险,团结合作,奋力拼搏,取得的胜利凝聚着所有同志的心血,为祖国争了光,为人民鼓了劲,为建设体育强国添了彩。”
竞技体育是一种替代国家或民族间冲突的有益手段
      在全球视野下,纵观古今中外竞技体育的发展,这些并非都是历史的巧合,而是竞技体育作为上层建筑的表现,与时代的经济、政治、学问的发展呈现高度契合。
      无论是古希腊的竞技体育还是现代奥林匹克的初始设计,竞技作为一种冲突形式,在缓解社会矛盾、疏导民族情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世纪末,在英帝国主义经济体育学问的全盛时期,法国的教育家、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带着“如何振兴法国”的思考周游欧洲,当他来到英国施洛普郡的马奇•温洛克小镇时发现,强健的国民体质是当时英帝国称霸世界的基础,而威廉•彭尼•布鲁克斯医生在温洛克镇组织的竞技运动会,萌发了顾拜旦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他认为:竞技可作为一种替代国家或民族间冲突的有益手段,根据古代奥林匹克的模式,提出创建现代奥林匹克复兴的理念,并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进程。顾拜旦曾在1894年11月16日雅典帕纳萨斯俱乐部的演说中提到:“复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必须每4年给全世界青年一次愉快的亲兄弟般的相聚机会,这种相聚将逐渐克服人们对残酷冲突的无知。”《奥林匹克宪章》明文规定,国际奥委会的宗旨是:鼓励组织和发展体育运动和组织竞赛;在奥林匹克理想引导下,鼓舞和领导体育运动,从而促进和加强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正如南非国父曼德拉的名言:“体育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体育具备激发灵感的力量,体育有着团聚社会人群的独特功效,是无可替代的。”
竞技体育在创造社会价值和精神学问财富方面具有特殊作用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最近在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备战盘点时强调,“竞技体育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重大国际赛场升国旗、奏国歌永远是大家的神圣职责和庄严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是建设体育强国的硬道理、硬指标。竞技体育在创造社会综合价值和精神学问财富方面仍然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发挥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20世纪,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体育强国,重视的是市场化的“职业体育”,例如,美国的4+1职业联赛、英国的足球联赛;但如今,他们对“奥林匹克体育”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中国的崛起与快速发展让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当程度上遇到了发展的困惑和价值观的困惑;所以,他们在竞技体育领域,尤其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取得更好成绩的愿望前所未有地强烈。如同30多年前,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人也曾希翼竞技体育的胜利能够带给整个国家和民族以时代精神的力量。
      例如: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加拿大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取得冠军时的举国欢庆;在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美国以46枚金牌100枚奖牌重返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英国以29枚金牌超过俄罗斯,进入前3强;在2014年2月,传统冰雪强国俄罗斯经过温哥华“耻辱战绩”之后,在索契强势回归,以13金11银9铜再次成为冬季霸主,完美诠释了“俄罗斯之梦”的历史和未来;在2014年7月,德国队捧得大力神杯时,乘坐飞机返回祖国,近40万球迷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大道欢迎英雄凯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数据时代,竞技的胜利或金牌的获得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获得了空前的民族凝聚力和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人民更加团结,社会也更加稳定。竞技体育在创造社会价值和精神学问财富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特殊的重要作用。
竞技体育具有多重社会功能
      现今,竞技体育越来越多地具有多重社会功能。
4.1  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
      竞技的本质特征就是比赛与对抗,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竞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竞技体育教育功能的基本前提是符合社会道德和伦理的“公平竞争”,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竞技才有意义。
      竞技又是一种人体艺术,可以使人体动作的力量、速度和优美充分地得到体现,人类的极限潜力得到发挥,使人有更高的希翼和追求,使人得到美的享受和生活乐趣;竞技是一种民族精神,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甚至是无可替代的作用。现代人类文明的许多社会伦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源于竞技体育规则和竞技体育学问的教育功能。
4.2  竞技体育的政治功能
      竞技体育所表现出的竞争越来越关乎国家形象、国家荣誉和国家利益。习大大总书记2015年初在会见国际奥协主席、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时指出:“体育运动在中国是一项神圣的事业。”2016年里约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18年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0年东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2022年北京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向大家走来,这些奥林匹克盛会正逢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节点,这些竞技体育的赛事盛会已超越了竞技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体育是凝聚中国力量,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强国是中国梦的体现,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性象征。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口号的背后,代表和展现的是国家实力、祖国荣誉、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形象。
结束语
      竞技体育是一门科学,竞技体育蕴含着深奥而复杂的科学规律,在运动员追求超越自我、挑战人体生理和心理极限的同时,也是人们探索自然规律,遵循科学法则的过程。中国体育的实践证明,世界冠军是从每一堂训练课的实践中走出来的。高水平竞技的探索需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科学献身精神。中国田径队从鸟巢起飞,是中国运动训练科学从实践到理论的突破。有不断聆听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声音,并在与他们的持续交流中不断调整思路,才能更好地把握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也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教练员们也不会再强调教练员权威,而是乐于将自身从主宰者变身为共舞者和领舞者,在与运动员和其他教练员的不断竞争中发展自身,也为他人的发展提供空间;运动员也不会再相信封闭训练的唯一性,而是更希翼能够走出来,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在别人的帮助下更快地成长。一个错综复杂、相互沟通的训练网络由此形成,每一个人都从“共同发展”中尝到甜头,“共同发展”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强化,而强化后的“共同发展”将促使网络更加完善,每一个人的收益更大。如果大家能够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真正以自组织理论的方法来对待竞技体育系统的话,这样的良性循环会持续进行。
 
——摘自:刘爱杰,竞技体育的时代价值与功能:2015年运动训练科学高峰论坛致辞——《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01

竞技体育中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的伦理学审视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体育运动中的技术应用也日益翻新。有些技术应用是某些运动项目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有些技术应用为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了保证,有些技术应用则促进了运动项目的发展和进步……。当然,还有一些技术,特别是竞技体育中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应用,更是引发了关于其正当与否的争论,并最终招致该技术在竞技体育中被取消。例如,曾经引起游泳成绩突飞猛进的“鲨鱼皮”泳衣,国际游泳联合会于2009年罗马世界锦标赛上正式宣布对其实行“禁赛”。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泳联规定在2009年罗马游泳世界锦标赛后允许使用“游泳起跳器”。这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竞技体育中这些提高竞赛表现技术采用与否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到底应该不应该使用? 其伦理学依据有哪些?
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相关概念界定与分类
1.1  竞技体育中的技术
      古汉语中的“技”和“术”的概念并不相同。“技”除有时表示某种艺术外,主要泛指才能、本领。相比较而言,“术”的意思就更广泛,凡是能用于达到目的的均可称之为术。从中英对照角度看,汉语中的“技术”常与英语中的“skill,technique,technology”相对应,但这几个英语单词又有一定的区别,“skill、technique”更侧重于需要通过一定努力才能获得的“技能、技巧”,而“technology”则更倾向于一种理论的、系统的、成体系的“技术”。
      学科视角及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得“技术”的界定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体现出明显的学科差异和时代性特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完整论述“技术”的人,他将科学和技术进行了区分,认为科学是常识,而技术则是与人们实际活动相联系的活动技能。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产业革命的爆发使得技术界定更多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和过程。狄德罗在其《百科全书》中将技术看作为了完成某种特定目标而协同运作的方法、手段和规则的完整体系。我国的《辞海》(1989)将技术说明为: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广义地讲,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质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则把技术界定为:人类改变或控制客观环境的手段或活动。马克思把技术当作人和自然的中介,受此影响,《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仍然保持着对“技术”的“手段论”定义:技术是为实现生产过程和为社会的非生产需要服务而创造的人类活动的手段的总和。马克斯•韦伯将技术定义为:“某项活动的技术是大家头脑中对该项活动进行实施的必要手段的总和,与该项活动最终所确定的(具体地讲)方向的指标或目标相比,合理的技术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有意识、有条理地实施已经明确了方向的手段,并依据经验、思考将这一合理性推向其最高阶段——科学认识的阶段。”常识产权组织把世界上所有能带来经济效益的科学常识都定义为技术,认为一项技术是关于某一领域有效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全部,以及在该领域为实现公共或个体目标而解决设计问题的规则的全部。《韦氏词典》将“技术”界定为:某一特定领域的实践常识或者由于精通某一实践常识的能力。广义地说,技术是人类为实现社会需要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手段、方法和技能的综合。
      上述对技术的界定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技术的构成要素,有的把技术看作是工具、机器和设备,也有的把技术看成是常识、经验和技能,还有的把技术看成是工艺、方法,从不同角度揭示出技术的不同本质特征,如技术的工具性特征、目的性特征、实践性特征等。但是任何一个简单、直接的定义均无法全面反映现代技术的本质,导致对技术的定义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却达成了两点共识:1)是人为创造或发明的;2)为了达成人类的某种兴趣或目标的手段、方法或常识体系。鉴于此,本研究中将“竞技体育中的技术”(technology in sport)界定为:为了实现与竞技体育相关的兴趣或目标而人为创造、设计的手段、方法或常识体系。
      依据发挥功能的不同可以将竞技体育中的技术分为:项目发展基础或必要条件的技术,如滑雪项目中的滑雪板;起保护作用、防止运动员受伤的技术,如橄榄球比赛中的头盔;提高竞赛表现(成绩)的技术,如用来训练的可控氧舱。
1.2  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及其分类
      参照上述“技术”及“竞技体育中的技术”定义,可将竞技体育中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界定为:为了提高运动员竞赛成绩或竞赛中的表现而人为创造、设计的手段、方法或常识体系。根据西蒙•劳兰德(Sigmound Loland)“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伦理学剖析”(2009)一文中的点滴涉及,可以将其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是运动员为了获得好的运动成绩而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身体动作,这种身体动作是一种身体技能,也是达成提高运动成绩目标而不断完善和改进的手段或方法。这种身体技能或者身体动作的完善和提高,尽管有时也会引发争论,如竞技体操难度不封顶规则制定后,运动员、教练员对动作难度的不断追求不仅使动作质量下降,也引发了更多运动员伤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身体动作或身体技能没有被伦理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第二类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是在比赛过程中各种运动装备的使用,如球拍、跑鞋、泳衣等物化技术。装备的使用对于运动员成绩获得或提高非常重要,这类技术也最容易引发争论。争论往往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公平公正问题,即参与者是不是有平等机会接触或使用这类技术;二是通过使用这类技术给运动员及运动项目带来了什么变化,是不是有损于运动员身体健康和运动项目发展。
      第三类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是在比赛外使用的、安全系数较高的、使用较为简便的技术,这类技术通常是运动员、教练员甚至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发明创造出来并在训练中得以使用的一些技术。比如,在乒乓球训练中使用的发球机,不仅可以设置发球的速度、频率,还可以模拟真人发出上旋球、下旋球。这类技术的应用尽管引起了人们诸多关注,但因其仅在训练中使用,无需特别监管和引导,且没有对运动员造成明显伤害,因此,也就没引起较多的伦理学关注。
      第四类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是在赛场外使用的、需要专家引导和监管的、其作用和危害还不是很明确的技术,这类技术往往招致更多的非议。比如结合项目特点和比赛时间,在专家引导下进行居住或训练的调节氧环境技术;生物学家开始研究的、将来可能被应用于竞技体育的基因技术……。这些技术因为其作用机制及引发效果的不明确,需要专家的监督和帮助,或者使用机会的不均等,引发了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关注。
竞技体育中技术及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技术”与“科技”在我国经常被交叉使用,尽管很少有人直接对竞技体育中的“技术”展开研究,但竞技体育中的科技使用却得到了广泛关注,并一致认为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价值具有两面性,既发挥了积极影响,又产生了负面效应。
      积极影响是指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他竞技运动的发展,如促进了运动员选材、体育装备、训练方法和手段、裁判手段、奥运信息和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张磊,2004);技术的世界性扩展推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技术异化的消解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的真正动因(董传升,2004);科技是现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助推器,提升了训练效果和比赛成绩,使体育组织的管理更加科学化(谭勇,2010)。
      负面效应是指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甚至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技术主导性导致人主体地位的缺失,破坏了竞技体育的公平竞争精神,加重了对运动员健康的损害,导致了兴奋剂的泛滥使用(董传升,2004);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与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精神相悖,加剧了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背离了奥林匹克均衡发展的理念(何强,2006);科技与奥运的过度契合,产生了契合的风险,造成了工具理性过度张扬,功利性目标被放大,奥运精神产生了某种背离,价值基础遭到破坏(王玲,2008);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使得体育的商业化、政治化、经济化、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引发了体育的质的变化,体育的功利性导致了体育的腐败、体育的道德缺失,体育的核心价值观也受到了挑战(杨涛,2010);科技助推竞技体育造成了很多的困境,如兴奋剂作祟、运动主体异化(谭勇,2010);体育与科技契合过程中的技术异化产生了负面影响,如体育中人类因素的降低、公平竞争原则的丧失和人类健康的威胁等(孔昀,2011);技术异化违背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本意,引发了竞技体育中的不平等,导致人主体地位的缺失(张磊,2011)。
2.2  国外研究现状
      通过在谷歌学术搜索引擎输入相关术语“sports en-hancement”,搜集有关提高竞赛表现(sports performance en-hancement)的文章。
      国外对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的相关研究很多,有些侧重于在实验室进行的应用研究,有些侧重于理论探索,对其在竞技体育中的使用也是褒贬不一。有些学者认为,竞技体育中的技术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加快了竞技体育的发展,有助于实现竞技体育理想。有些学者则认为,某些技术,特别是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在赛场上的使用引发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有些学者(Herman,1975;Simon,1984;Fraleigh,1984;Hoberman,1988;Fairchild,1989;Garder,1990)认为,某些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会损害运动员身体健康,危害竞技体育的完整性。这些非自然的手段,会带来非自然的、去人性化的效果(Butcher,Schneider,1993);这些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严重威胁到竞技体育的“创造性、自由性、即发性和表现性”(Coakley,1994)。特德•布特恩(Ted Butryn,2002)则认为,某些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采用使运动员变成了“半机械化的人”或“受控机体”,严重混淆了动物、机器和人之间的界限……。
      综上,国内对竞技体育中科技(技术)应用的研究不仅限于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而是涉及裁判技术、测量技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普遍认可技术对竞技体育的促进作用,有些也提及技术应用引发了竞技体育异化或其他道德问题,但对于提高竞赛表现技术是否应该使用却没有形成有理有据的系统论述。国外文献论述了竞技体育中技术的使用情况,也零星提及了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带来的一些伦理知识题,但是具体怎么选择这些技术、依据是什么,缺乏比较集中的、综合的阐述。相比较而言,西蒙•劳兰德对竞技体育中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进行了伦理学视角的审视,并发展了一套理论分析框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伦理学依据。
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伦理学视角
      西蒙•劳兰德曾先后在其“竞技体育中的技术:三种理论模型及内涵”(2002)、“竞技体育中低氧环境技术应用的伦理学剖析”(2008)、“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伦理学剖析”(2009)3篇文章中提及了分析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伦理学框架,尽管前后观点略有区别,但对3种理论框架的划分和论述基本是前后一致的。他对竞技体育中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系统研究,为从伦理学视角审视这些技术应用的可行性及是否应受到质疑提供了参考依据。
3.1  相对理论(the relativist theory)
      相对理论的理论依据是相对伦理学,其主要内涵是:道德价值与人们所处的学问背景息息相关,其行为对错取决于所处社会所奉行的道德标准,在某个场合某个时代错误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个场合另一个时代就是正确的,甚至是值得推崇的。对于相对伦理主义者来说,没有普适的道德标准,不同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伦理标准和道德要求也存在差异。
      关于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相对理论主张:竞技体育更多是为了不同利益集团实现其各自目的而存在,换言之,竞技体育的价值更多取决于其工具性作用,只要有利于其工具性价值的实现,则就可以视为一种好的技术。
      相对理论对于竞技体育中技术应用的伦理剖析没有任何价值,它更多地侧重于从实用性、工具性方面剖析竞技体育的价值,在竞技体育中,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只要有助于达成追求的目的就都是可行的,甚至是值得提倡的。
3.2  宽松理论(thin theory)
      按照字面意思,可直译为“薄理论”,又被称为“窄理论”(narrow theory)。其理论基础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即人们不仅通过继承财富或特权,更可以依赖后天努力和个人天赋获得其相应的社会地位,而竞技体育则是现代社会价值的最理想体现。
      竞技体育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其成绩的不断进步,奥林匹克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是竞技体育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正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顾拜旦所说,竞技体育对于成绩进步的追求是其永恒不变的箴言。最直接表现就是人类对新纪录的不断追求,不仅是人类对其身体极限的不断探索,也是竞技体育的最大魅力之一。
      宽松理论非常关注体育竞赛过程中使用的技术,追求比赛成绩的不断提高和结果评判的公平、公正。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赞同、鼓励使用各种先进技术。比如,在短跑比赛中使用的起跑反应计时器,不仅有利于提高成绩,而且有利于结果判罚的公平、公正;短跑中的高科技跑鞋,只要选手在比赛时有相对均等的使用机会,就应该持鼓励态度。然而,宽松理论对于竞赛之外(训练中)使用的技术没有太多的关注和评价。
3.3  严格理论(thick theory)
      按照字面意思,可直译为“厚理论”,又被称为“宽理论”(wide theory)。其理论基础是:1)关于体育运动功用的古典思想认为:体育运动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可以使人获得身心和谐发展,如“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洛克的《教育漫话》),“用体操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柏拉图的《理想国》)……;2)英国业余运动的意识形态认为:好的竞技体育追求获胜,差的竞技体育追求物质奖励;职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应区别对待,职业运动员不应参加业余运动员的竞赛;与刻苦训练取得的成绩相比,由遗传和天赋获得的运动成绩更应该受到重视和褒奖……;3)奥林匹克精神(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认为:所有国家的人,不论种族、信仰、政治派别、性别都有平等机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通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达到教育培养年轻人的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
      在严格理论(宽理论)引导下,竞技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不仅有其特定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理想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价值不仅局限于竞赛场内,而且与深层次社会学问价值观紧密相关。如果使用得当,竞技体育将成为培养参与者道德品质的一条重要途径,其追求卓越的过程更是人类追求卓越的良好体现。
      对于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严格理论和宽松理论有些共同之处:1)都支撑竞技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2)二者皆主张竞赛结果的判罚必须公平、公正;3)二者都赞同运动员应该有同等的机会接触和使用竞赛中的先进技术。
      在严格理论框架下,运动员身体技术的改进被看成是令人羡慕的、值得表扬的,如首先使用背越式跳高技术的迪克•福斯贝里(Dick Fosbury)对跳高技术的革命性改进,从严格理论视角审视是非常值得表扬和鼓励的。
      然而,对于需要专家辅助、监管的技术,严格理论则一直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这类技术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过于依赖专家的监管而降低了运动员的努力程度和控制感,不利于其自由度和责任感的发展。因此,对于需要专家监管的调控氧仓技术,严格理论是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
      除了考虑竞赛中技术使用机会的均等性外,在竞赛外(训练中)的技术也要有相对均等的使用机会,而过多依赖专家引导的技术,也因为其使用机会的不均等而遭到了该理论的非议。同时,严格理论认为,竞技体育对于运动员的参赛划分应进一步完善,如排球、篮球比赛因为受身高的影响比较大,应该对运动员按照不同身高划分级别比赛,而对于射击、射箭等项目来说,因为受性别的影响较小,可以不用考虑性别划分。
      从3种理论的主张来说,西蒙认为,严格理论更有发展前景,尽管目前可能会有些争议,但是随着一些开放性、民主性讨论的展开,大家会对一些问题达成一致,并出现比较丰硕的成果。
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与否的伦理学依据
      哪些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是可以应用的? 哪些是不能应用的? 如何判断? 其伦理学依据有哪些? 基于伦理学视角的考察不仅可以为提高竞赛表现技术能否在竞技体育中应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而且有利于从道德层面规范和约束某些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应用。
      正如谭勇(2010)所指出的,伦理应该成为竞技运动发展的导航仪,科技作用于竞技运动时,应符合竞技运动发展的规律,不破坏竞技运动的价值,实现科技与道德的协调发展。利用科技应该敬重人的生命价值、保证人的自由、注重竞赛条件的平等。孔昀(2011)认为,体育与科技在契合过程中的伦理规约机制发生作用,有利于在理念、行动上消除技术异化对体育产生的消极作用。徐伟、姚蕾(2011)则指出,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要遵循“以人为本”、“公平、公正、平等”、“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有机融合”的规范,使其更好地为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服务。
      通过考察休茨(Suits)对体育运动的概念界定,参考西蒙•劳兰德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伦理学分析框架,归纳学者们对竞技体育中技术应用遵从的原则,本研究将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与否的伦理学依据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4.1  是否符合竞技体育内涵及竞技体育精神
4.1.1  是否符合竞技体育内涵
      休茨(Suits)对sports的界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用一些非高效的手段,自觉自愿地去努力克服一些人为设置的障碍)表明,某些技术采用与否应该考虑其是不是削弱了竞技体育的人为障碍,这应成为考虑提高竞赛表现技术能否采用的逻辑起点。如果某些技术的采用大大减少了竞技体育人为障碍的难度,则应慎重考虑其应用的后果,必要时可能要禁止这类技术的使用。
      以100m、200m跑为例,这类项目主要对运动员克服自身体重的快速位移能力进行测量并排序,汽车、飞机等可以辅助运动员位移更快的高科技手段皆因为其削弱了“竞技体育人为障碍”的规定而禁止使用。刀锋战士皮斯刘淑英:竞技体育中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的伦理学审视托•托瑞斯曾多次参赛并取得好成绩,美国多位生物力学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对其假肢进行了认真研究,结果表明,皮斯•托瑞斯的假肢“猎豹”有助于其提高成绩。当他达到最快速度时,其四肢摆动频率要比当今世界百米最快的6个人还要快15%,而这简直足够他打破世界纪录,其400m成绩也因为使用假肢而提高了至少10s。皮斯•托瑞斯假肢的使用无疑减少了竞技体育中设置的“人为障碍”,其比赛参与及成绩认定也引起了诸多非议。
4.1.2  是否符合竞技体育精神
      追求卓越与公平竞技的竞技体育精神也是考察提高竞赛表现技术能否应用的标准之一。如果因为某项技术的采用,使得天赋不太突出、训练不太刻苦、未曾全力争胜的人获胜,会极大打击参与者的积极性,从而影响该项运动的参与度和健康发展。例如,使用违禁药物尽管可以提高运动员的竞赛表现,但是却最终因为弱化了运动员的刻苦训练和天赋能力,违背公平竞技的竞技体育精神及损害运动员身体健康而最终遭到禁用。
      西蒙•劳兰德在其《公平竞争》(2002)一书中曾明确提及竞技体育的道德目标就是“公平竞争”。《奥林匹克宪章》也明确规定,公平竞赛是竞技体育比赛应坚持的根本原则,要努力在运动中贯彻公平竞争精神。因此,提高竞赛表现技术能否在竞技体育中被采用,应考虑参与者是否对其拥有均等的使用机会,是否违背了公平、公正原则。如果该项技术仅有几个人有机会使用,其他少数人或者大多数人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没有机会使用,其采用就完全违背了竞技体育“公平竞争”的竞技精神和道德目标,最终也会引发争议,甚至导致禁用的后果,如鲨鱼皮泳衣被禁用主要原因是因为其高昂购买费用造成的浪费和不公平,当然,穿着时的诸多不便及撕裂问题也是最终被禁用的原因之一。
4.2  是否无害、有益或者利大于弊
      西蒙• 劳兰德在其《竞技体育技术的伦理视角》(2002)中曾经详细分析了技术,特别是那些用来提高竞赛表现的技术对竞技体育产生的伦理影响。他认为,在身体-客体观的指引下,身体被看作按严格机械规律运作的机器,看作客体或工具,人们更关注竞技体育的客体化,关注体能、运动技术和技术效率提高,这种观点引发了技术在竞技体育中不计后果地大量应用,并最终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
      提高竞赛表现技术是否得以采用应更多考虑其使用效果,坚持无害、有益或者利大于弊的原则。如果某项技术的采用确实给该项目发展或者参与者带来了更多好处,其应用应得到支撑;反之,则应禁止。2008年国际乒联发布的“禁胶令”就是考虑了有机胶水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一名日本选手在粘贴球拍时被挥发出来的刺激性气味熏晕)。
4.3  是否降低了运动员的自主性
      运动员对某项技术的自控感也应成为考虑该技术能否应用的标准之一。董传升(2004)、张磊(2011)、谭勇(2010)、孙昀(2011)等学者的研究中皆提及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造成了人主体地位的缺失。人主体地位的缺失意味着人类因素的降低,运动员自控感和自主性的下降。按照认知心理学的观点,这两方面的降低会削弱运动员的参与动机和积极性。
      因此,对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应用也应考虑其对运动员产生的控制性感觉,如果控制性感觉太强,则考虑不采用或废除此项技术,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提高运动员的参与动机和努力程度。比如,可控氧舱技术的使用必须依赖专家引导,否则不仅不能起到提高竞赛表现的作用,反而会降低竞赛成绩甚至带来身体损害,这种技术的应用从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运动员训练的积极性。当然,其取消与否仍然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
小结
      1  提高竞赛表现技术的应用可以使用西蒙•劳兰德伦理学视角的理论框架(相对理论、宽松理论和严格理论)来分析,相对理论更注重技术使用的工具性价值;宽松理论赞同公平、公正基础上在竞赛中使用各种提高成绩的技术;严格理论尽管也鼓励在竞赛中使用一些先进技术,但其不仅注重竞赛中技术使用的公平性,也提倡竞赛外(训练中)技术使用机会的均等性,反对使用过度依赖专家引导的、降低运动员自主性的技术。
      2  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与否的伦理学依据:是否符合竞技体育内涵及竞技体育精神;是否无害、有益或者利大于弊;是否降低了运动员的自主性。
 
——摘自:刘淑英,竞技体育中提高竞赛表现技术应用的伦理学审视——《体育科学》,2016.02
体育智库的类型研究

体育智库的类型研究

      智库又称“智囊团”,是指由多学科的专家组成,为决策者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的公共研究机构。 2014 年 10月, 习大大总书记在主持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 ”体育智库即专业化智库,是专门为体育公共政策和体育战略决策服务,开展体育公共政策研究、传播、决策的组织机构。 只有理清现有体育智库的类型,才能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体育智库体系,从而推动各类体育智库的协调发展。
体育智库的基本类型
      对于智库的性质,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智库只能是存在于体育政府系统外部的研究型组织, 另一种认为能够帮助制定政策, 提供相关决策咨询服务的官方、半官方、非官方组织都可以认定为智库。 本文采用第二种观点,以最大程度地搜寻一切进行体育战略规划、体育外交策略规划、体育政策咨询、体育科学理论创新、体育公共服务、体育公共传播的组织机构,以丰富建设特色新型体育智库资源。
1.1  体育决策室
      体育决策室一般是官方综合型智库的下属机构。 综合型智库指存在于政府体系内部,为政府首脑和部门领导决策服务的机构。 这种智库类型数量庞大,而且在智库阵营中举足轻重,是政府决策的主要对象。 如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上海国际研究院等国家级智库。这些智库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国家宏观政策、国际关系、经济发展等。 随着体育的多元化发展,体育已成我国政治、经济、学问的一张名片,对国家、社会、城市来说是一个具有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学问传播力和社会亲和力于一体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实现平台。 因此,体育领域的一些事务在特定的阶段会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问或外交事务的关键议题。
1.2  体育科学研究所
      体育科学研究所一般属于体育局直属事业单位, 是在体育行政系统内部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和中外体育法规政策搜集、分析整理的体育科学研究机构。我国 30 多个省(直辖市)均有体育科学研究所。 除此之外,还有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学问发展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这些体育科学研究所通常下设研究中心, 如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下设 6 个研究中心, 1 个测试与实验中心。 其中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为体育政策法规、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等。 它们为政府制定体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遗憾的是,各省市的地方体育科研所由于受到长期以来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和体育主管部门主导决策机制的影响,其从事体育政策研究的人员极少。
1.3  体育学术团体、体育行业协会
      体育学术团体和体育行业协会是由热心体育科学技术的科技工编辑和有关单位自愿组成, 是传统登记的非营利性的学术性群众团体。 这些学术团体在机构设置上虽不直接属于政府系统,但挂靠在官方机构名下。因此,也被成为“半官方体育智库”。 基于这些学术团体注重基础研究、学理创新,往往决定体育行业准则、体育行业发展和体育行业政策,同时在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体育学术团体、体育行业协会、体育研究论坛也属于体育智库的特殊类型。 这一类型的体育智库又分为四类: 一是国家体育科学学会及其下属的体育管理分会、体育资讯传播学会、体育产业分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等等 18 个分会。 二是一些一级学会下的体育分会。 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下的体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法学学会下的体育法学研究会等。三是部分企业和实业人士组成的体育领域的行业协会。 如中国企业体育协会、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等。 四是定期举行的有关体育发展战略等相关问题的论坛组织。 如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等等。
1.4  高等院校及其内部设立的研究中心
      高等院校本身承载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因此,高等院校也可看作是智库的一种类型。 凡是具有体育硕士以上研究生招生资格的专业体育院校以及长期持续培养体育社会科学方向博士研究生的综合性非体育院校都是体育智库丰富宝贵的资源。目前,我国具有(体育学)硕士以上研究生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院校 120 多所。 招收体育社会科学方向博士研究生的综合性非体育院校如招收体育法学方向(授予法学博士学位)的武汉大学法学院、招收体育伦理学方向(授予哲学伦理学博士学位)的湖南师范大学等。其次,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内部设立的研究基地、研究中心或研究所,这些研究基地获得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各地市体育局等单位的认证, 时常承接来自体育行政部门的调研、咨询等任务。 如2001 年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清华大学六个单位为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确定哈尔滨体育学院、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三个单位为首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1.5  体育大众传播机构
      大众传播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通过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 大众传播具有极强的“监视环境”功能,即大众传播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形成舆论氛围直接作用于顶层设计者与决策者。因此,大众传播机构也应是新型体育智库的建设资源。 这类智库的资金来源方式多样化,既有政府支撑,也有盈利业务,但大多数是自筹资金,也可称为“民间”智库。 体育大众传播机构主要包括平面媒体机构、电子媒体机构、网络媒体机构。平面媒体机构如体育报刊社、体育杂志社、体育出版社等。 体育电子媒体机构主要有体育广播电台、体育电视频道等。 体育网络媒体机构主要指一些专业性体育网站,如网易体育部、Tencent体育部等。这些大众体育传播机构发布的诸如《体育蓝皮书》、《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中国体育发展报告》等为体育公共事务的科学咨询提供准确的分析和详实的数据, 从而为体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各类体育智库特点分析
2.1  官方体育智库
      官方体育智库是指综合科研机构下属的体育决策室或体育决策小组以及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省市体育局下属的体育科学研究所。 这类体育智库具有庞大的优越感。因为背靠政府,所以在经费的保障以及信息和数据的掌握上、 与政府的对话畅通性上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正因为如此,官方体育智库对政府的依附决定了这类体育智库的活力不强。表现在从资金到人员到研究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指定性”,它们更多的是解读和维护政策, 而在决策前的咨询, 决策中的参与方面较少。 即使在参与决策中,他们所提供的政策和研究方案也多具有“迎合性”,很难提出一些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如 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后,许多体育科学研究所都召开了讨论会,对《意见》进行了学习和传达,很少对《意见》的科学性及可行性提出批判性建议。解读体育政策固然重要,但不是体育智库的主要工作。 体育智库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体育发展战略和决策提供“思想市场”,让思想进行碰撞,进而提供更优秀、更成熟的产品供政府决策者进行选择。
2.2  半官方体育智库
      半官方体育智库是指体育学术团体、 体育行业协会以及研究论坛等。 它们处于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却又置于接近市场化环境中,是角色较为尴尬的类型。因此,半官方体育智库的管理和运转难度较大,管理制度、人员任命及资金等方面受制于不同方面的压力。 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体育智库分别挂靠于不同的政府部门, 有的挂靠在体育部门,有的挂靠在教育部门,由于部门差异和地区差异,达成了体育智库在管理和引导上缺乏统一标准,管理制度缺乏约束力,故在运转过程中无规范性可言。 在人员任命上,半官方体育智库除了一批知名的体育专家学者外,还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官员以及一些企业家,这些智库成了一些前官员的容身之地,现官员的贴金之处,他们很少从事真正的研究。这是半官方体育智库自身异化的一个主要表现。 在资金来源上,半官方体育智库获得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却很少, 大多数需要自己在市场中寻找研究课题以及接受委托研究课题。
2.3  大学附属型体育智库
      大学及其附属型体育智库由于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决定了它的研究成果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基础性等特点。故这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成果要有针对性地应用于政府决策还比较困难。其次,这类体育智库大多较为封闭,是一种“闭门造车”的状态,其研究成果只在系统内部和学术圈内发表与研讨,缺乏向社会的宣传,缺乏与其他类型智库的互动交流和学习,没有定位好自己的科研动机,没有把应用导向作为促进体育科研的动力。1997 —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育学共计立项 1007 项,其中重大项目 7 项,重点项目 42 项,一般项目 631 项,青年项目253 项,西部项目 63 项,后期资助项目 11 项。
各类体育智库协同发展的对策
3.1  建立决策咨询制度,促进各类体育智库协调发展
      政府要通过立法建立一系列决策咨询制度。 比如要求各级体育政策出台之前必须实行例行咨询,同时确定各类体育智库参与体育政策决策的数量和比例,对咨询的过程和价格进行控制等等。这样既保证了一项体育政策产生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又保证了各类体育智库的协调发展,从而破除了目前大多体育政策的产生只依附于体制内资源和官方智库的局面。 其次,还要完善各类体育智库的行业规范、职业标准、财务监督制度,促进各类体育智库的研究能力和职业操守,从而对良莠不齐,数量繁多的体育智库进行一定程度的筛选和把关。
3.2  拓宽投资渠道,促进各类体育智库共同发展
      目前我国体育智库的运营资金来源相对单一, 其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公共财政拨款。 由于缺乏个人捐款和一些企业团体的资助,非官方体育智库的发展举步维艰。为保证各类体育智库的共同发展,应积极拓宽投资渠道,积极促进公共基金会、政府研究基金、慈善基金、个人资金投入到体育智库的研究中去,从而使体育智库的资金来源保持相对的多元化和稳定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各类体育智库共同发展。
3.3  创新人才培养与流动机制,促进各类体育智库科学发展
      一流体育智库的建设,取决于是否具有一流人才。体育智库的发展既需要领导人才及研究人才,更需要综合型人才。综合型人才即有丰富阅历,对历史、人文、哲学、经济涉猎广泛的人。为了更好地培养这类综合型人才, 应鼓励这些体育智库的优秀人才在政府、科研机构、实业界以及高等院校有规律地流动,即形成相互交流与互换的“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这样既有利于扩大体育人才的视野,又有利于增强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使命感,更有利于增强体育智库的研究成果的科学化和影响力。
3.4  强化差异化发展路径,实现各类体育智库的互补优化发展
      官方体育智库作为体育智库的领头羊, 首先要在自身的价值立场、市场化意识及研究决策重点上下功夫。这是官方体育智库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体育智库的学术和考核机制几乎全盘西化,这样不利于形成稳健的发展核心力。 其次,官方体育智库仍然处在体制内,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但也要培养市场化意识,在经费、成果推广以及人员管理等方面要有自主化的探索精神,因为官方体育智库中也不乏有大多资金来源于社会服务的。 第三,官方体育智库要坚定自身的决策方向和重点, 加强我国体育发展和战略思想的储备性研究, 逐渐形成“影响决策”而非“受决策影响”的工作状态。半官方体育智库应利用自身的双重身份,在政府与智库之间建立新型的伙伴关系,承担起政府与民众沟通、专家学者与民众互动的责任,避免出现最终的体育政策和思想偏离民众的状况。 半官方体育智库的研究应抓住广大群众对健康的渴求,特别要关注普通民众、草根阶级,因为在体育实践中,不公平、不正义的承受者一般都是普通民众。 体育智库的研究必须有利于普通人走出不公平的阴影。 单纯的民间体育智库目前还相对较少,目前正是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时期,民间智库的发展迎来机遇,如何促进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化,民间体育智库用自身灵活、客观的特点,侧重自己的应用性政策研究,提供多类型、创新性的决策咨询产品,这样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认可度和发展空间。
 
——摘自:王靖,余君,体育智库的类型研究——《湖北体育科技》,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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