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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


——《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新时代·新探索:十九大精神与中国特色体育”论坛综述


20171018日,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习大大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也标志着全面深化改革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2018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改革开放40周年,体育工作如何坚持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成为新时期的使命与担当。习大大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发展的话语体系,《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挑起重担,邀请江苏省人民政府研究室金世斌研究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易剑东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丁宏研究员和解放日报吴驷主任与来自江苏、上海、广东、山东和河南等20余名中青年学者进行座谈,重点就如何利用十九大精神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创新发展展开研讨,将新时代体育改革放置于国家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筑牢体育强国宏伟蓝图的复兴之梦的思想根基。

1 十九大:开创中国特色体育发展的新时代

十九大报告扎根于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金世斌认为,中国特色体育发展要将十九大精神作为引领时代发展的引擎,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及体育的话语概括了党和国家对于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第一处是在“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部分,指出我国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都取得了全面发展,对过去五年体育事业取得的成就给予肯定;第二处是在“坚定学问自信,推动社会主义学问繁荣兴盛”部分,提出在最近五年体育事业发展必须认真落实“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重要使命。丁宏认为,两处涉及体育的描述,精辟地总结了过去极不平凡的五年,也是体育事业在新时代总体发展的根本依据。吴驷认为,十九大报告中两处提及体育的内容,高屋建瓴地从国家战略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总结了过去五年体育发展的成就和新的发展导向,确保我国体育在世界体育格局深刻变化的进程中走在前列。易剑东认为,中国进入新时代对当前中国体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十九大报告揭示了中国特色体育发展的核心使命,一是促进体育自身的发展,二是通过体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为此,中国体育改革的主导者需要在演化序列中把握中国体育改革的节奏,在国际国内背景下明确中国体育改革的定位,在改革理论引导下发现中国体育改革的问题。

中国特色体育发展走进新时代,新在哪?金世斌认为,十九大报告中,“全民健身活动”、“体育强国”两个词语被第一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是党和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动向。“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引导纲领,也是十九大提出“全民健身活动”的基础,“全民健身运动”向“全民健身活动”的转变,本质上是全民健身由他组织向自组织的过渡,“运动”是有组织的,强调全民健身应该是政府管理内容之一,“活动”具有草根性和自发性,鼓励全民自主参与体育锻炼。“体育强国”是全民健身活动的进一步深化,全民健身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体育强国的实现,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易剑东进一步分析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体育发展将进入更加严峻的改革攻坚期。体育领域改革创新与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仍不相适应,体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体育需求与体育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一些长期制约体育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依然严峻: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尚需深化,体育发展方式亟需转变,管办不分、政社不分、事社不分的体制弊端遏制了体育发展活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体育的政策措施尚不完善。“全民健身运动”向“全民健身活动”的转变意味着政府职能部门迫切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支撑培育体育社会组织的自组织管理。吴驷认为,“全民健身活动”的提出是体育专业化向体育社会化发展的转变,在今后的体育改革中,体育改革应该把注重体育个体参与作为制度设计的起点,发挥每一个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让“全民健身活动”真正走向社区和家庭。

开创中国特色体育发展的新时代的内容是什么?金世斌认为,中国特色体育发展的新时代的内容主要包括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和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三个层面。党和国家重视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将全民健身活动作为社会互动的关系纽带,决定了群众体育成为体育事业改革的排头兵,真正将增强人民体质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根本出发点,实现人民对健康追求的美好愿景。中国目前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体育大国,体育强国的实现需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作为发展体育基层工作的落脚点,体育强国是新时期体育引导方针的更新,深化体育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申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是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又一次结缘,作为东道主,新时期需要着手做好精细化的筹备和高质量的竞技备战,让中国体育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程志理认为,健康中国战略是新时代全国健康卫生工作的引导性纲领,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属于体育强国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健康中国概念从属于新时代,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中,健康中国的表达不能冲淡新时代的意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的特点是什么?丁宏认为,第一,中国体育的发展和弘扬民族精神、展示国家形象紧密相连。体育和战争是最能表现民族意识的两种形态,在中国,尤其是近代中国尤其明显,近代中国国门被列强强行打开,备受屈辱被称为“东亚病夫”,当时很多人把体育认为是凝聚中华之魂施行救亡图存的重要所在,毛爷爷、严复等人均提出体育救国的重要思想,女排精神也上升为我国的民族精神,体育成为新时期学问自信的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第二,中国特色体育与我国国家性质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十二大提出以来成为我国各领域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独创发展模式。中国特色体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属性密不可分,国家行政部门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以政府为主体的体育管理体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等政策的颁布,这些都是国家和政府直接推动施行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和高度的行政体制成为中国特色体育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体育和金牌被赋予了国家强盛的象征,树立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学问自信。第三,中国的体育与传统学问密不可分。东方体育是对生命的展现,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的核心是和谐,中国的很多体育项目例如围棋、太极、气功等强调天人合一、阴阳平衡、八卦五行等,注重人体的自身统一性和自然的和谐,西方则比较注重力量、速度等。中国传统的舞狮、龙舟等民族体育活动本身的内涵已经超出体育范围,和我国传统体育学问民族认同感更加紧密。易剑东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新确定了社会的主要矛盾,那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发展的核心特点就是围绕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把握长期制约体育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体育的整体改革。

2 体育强国战略:新时代孕育的新思想

为什么提出体育强国?金世斌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水平发展迅速,给体育强国提出提供了经济基础。近五年,国家整体发展取得的成就和变革是全方位、开创性、深层次、根本性的。全方位、开创性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下,不仅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国家的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外交建设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深层次、根本性体现在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基础。过去五年,党和国家在发展体育事业中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压力,坚持稳中推进的发展策略,不断开拓进取,取得了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双向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从党中央对于体育事业发展要求来看,中国体育已经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体育强国战略是体育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丁宏认为,体育强国也是习大大总书记中国梦的具体内容之一,体育强国梦为新时代的中国体育发展树立了新的目标,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是新时期体育全面改革的新举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注入新福利。

体育强国的内涵是什么?金世斌认为,体育强国的内涵主要包括群众体育强、竞技体育强、体育产业强和体育学问强等四大领域,国家在制度顶层设计中需要主动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学问建设融入现代化综合发展大局,开创体育强国建设的新局面。群众体育强主要包括体育组织强、体育设施强、体育赛事强、体育引导强和青少年体育强五方面内容。竞技体育强要坚持“更人性、更干净”的原则,即运动员的专业训练更人性化,干净地参与竞技体育赛事,杜绝运动员在比赛中有使用兴奋剂的行为发生。竞技体育发展要注重三大球发展,国家需要有强大资金保障和优秀人才培养政策的支撑,敬重和坚持体育市场化发展规律,积极推进团体项目的实力提升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点。我国竞技体育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拥有更多的制定竞技体育规则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各项体育国际事务。体育产业强需要坚持探寻高质量的发展道路,将体育产业规模做大、做强、做优,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学问强需要发挥体育的感召力,通过体育展示中华体育精神提高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团结各族人民扩大体育的影响力来展示强国风范,实现我国学问自信的重构。

3 以人民为中心:新思想树立的新目标

通过中文分词技术对十九大报告原文进行分析,“人民”一词在报告中共出现203次,是报告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之一。丁宏认为,“人民”也反映了党和国家体育改革的初心和使命,深刻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揭示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客观现实和美好愿望。全面深化体育改革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目标,是体育改革主动性和自觉性的焕发,立足唯物史观造福人民的理论基石。他强调,体育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目标有着独特的实践基础,突出了党执政为民的服务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展现了新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五点。第一,体育强国梦为新时代的中国体育发展树立了新的目标,体育强国建设要与人民的意志一脉相承。第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新中国体育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第三,体育作为国家发展的事业之一,全面深化改革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注入新福利。第四,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红利为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创造了制度环境。第五,不断创新的体育科技为新时代的体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手段。金世斌稍加补充,认为新时期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思想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点,这就需要严格基层政府的政策实行规范,切实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体育公共服务产品,为人民提供优质的体育服务,应该以人民的满意度为工作导向实现体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程志理补充认为,体育公共服务在新时代和健康中国背景下有着不同范围的表达,在新时代体育改革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开展体育工作将更有预测性,对人民生活更有现实意义。

易剑东认为,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改革最大的动力是广大干部的责任担当,也是近五年体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他从古柏于2001410日对前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的采访记入手,认为伍绍祖对政府体育开展工作中的“竞技体育拿金牌为总目标和根本任务”和“体育改革最大的失误就是群众体质没有增强”两个问题的反思是真正认清了国家体育改革的矛盾点。随即,以伍绍祖局长为核心的项目管理中心成立和机关单位的精简是一种积极改革,在随后的体育工作中,竞技体育抵达巅峰,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代表团金牌榜位列第一。但是,后续的体育改革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导致竞技体育从巅峰滑落,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没有显著进步。2017年,中纪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组成督导检查组对相关职能部门专项督导检查后提出:在体育工作开展中金牌至上政绩观扭曲体育精神的影响依然没有消除;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仍有模糊地带,“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仍是停留在“不敢”阶段,远未达到“不想”的境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任务依然繁重。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体育改革中部分干部忽略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没有确立以事业为追求的价值取向,加之,管理机构没有建立以担当为前提的宽容机制和以实绩为依据的激励机制,使得传统体育工作偏离了航向。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目标,最大的问题就是权力设置问题,权力设置必须把握三个原则。第一,权力不是固有之物,却有固着效应。权力是权力主体凭借一定的政治强制手段,在有序的结构中,对权力的支配力和控制力是体育干部改革的核心。在国家传统体育改革中,通过强调从上至下的控制,部分干部对于权力的使用失去方向,导致群众基础和基层响应出现问题。与此同时,传统体育政绩观会给国家体育工作和国际组织对接带来困惑,体育市场开发权益确定带来纷扰,体育精神普及和推广被虚化,地方体育局和项目中心缺乏制度安排。第二,权力既是制度规定,也是市场需求。权力边界是权力清单的基础,只有权力边界清楚了,才谈得上权力清单的实施,而用制度规定权力边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权力“零基”设置的核心步骤。同时,权力设置应当体现市场需求,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三,权力应当设计有标准,运行有规范。项目中心、项目协会、足球管理体系中的众多角色,相关职能部门需要建立权利标准和评价体系。这些问题的出现,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的配套体系,促进体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实现新时代体育改革的新目标。

4 体育主导生活:新思想开辟的新征程

让体育主导生活,成为新时代体育改革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吴驷认为,在体育发展新征程中,体育要成为现代生活的主导方式,这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为了在新征程中实现体育主导生活的目标,体育必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作为。第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应该通过体育和外交手段,让世界保持沟通,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体育的价值才能达到最大化。我国在建国初就非常重视体育外交,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成为我国与世界沟通的一扇窗口,让我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体育和战争一样,可以将世界与各国沟通起来,奥林匹克的辉煌发展就是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可,体育的外交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点。第二,在构建美好生活上,国家应该利用体育顶层设计帮助人民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发挥体育在现代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成为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大家,体育成为生活方式是工业革命诞生以后现代体育精神的价值嬗变,体育占据人民生活方式的主导地位是精神文明的进步。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生活与体育的关系不断改变,体育提升了人民的生活品质,在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还认为美国体育发展经验更是如此,棒球、橄榄球和篮球贯穿在人们的生活中,“超级碗”等关注度极高的体育赛事成为美国人民的特色生活,创造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体育主宰美好生活的核心地位更加明确。第三,在构建学问自信上,应该利用大众学问的巨大影响力,弘扬民族的自信力,不应停留在效仿他国的经验,探究体育发展的本质尤为重要。大众学问的发展应该以体育学问为中心,作为体育明星和影片明星的李小龙,并没有和竞技体育相关,利用好莱坞平台将中国武术学问传播到世界,展示了东方体育学问的魅力,而当前竞技武术所展示的各种套路,真假结合,并没有展示出民族自信力。第四,在社会增长方式转换上,体育应该带动社会的革新,创造体育与美好生活之间的链条,达到体育驾驭生活的目的。社会增长方式中,体育产业与教育、医疗等产业的计算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体育产业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体育产业带来的是人民生活整体革新和活力创造。在现代体育发展历程上看,体育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增长方式中成功就是因为体育战胜了赌博,利用体育经济形成的产业链是一条健康的商业链条,可以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更新换代。

易剑东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存在绩效不足的现实,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体育产业推动不力,未能培育市场力量;第二,体育体制增量式改革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第三,体育学问精神相对于过去均呈现影响力衰微趋势;第四,体育社团改革推动不力,行政化严重;第五,体育环境建设有所行动,但受制于内外部环境,进展有限。当前体育改革中也面临着体育改革和有关政策时机不对、体育政策火候不到、体育改革违背市场潮流、协会主席运动员教练员化,缺乏后续步骤和思想理论舆论准备不足等方面的瓶颈。他认为,传统体育改革绩效不足的原因是体育与人民生活之间的脱节,体育要生活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新征程的探索上必须明确改革的最大逻辑是辩证思维,需要处理好四大辩证关系。第一,辩证处理好“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全民健身和民间体育社团缺乏自主性、体育资源分配不均、体育企业生存状况不佳、青少年体质急需改善、校园足球体系建设等问题解决过程中,均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第二,辩证处理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确保经济转型实现“双轮驱动”。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辩证处理好新增项目和传统项目的关系,确保竞技体育实现“整体提升”,另一方面,传统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的重视及新增项目的创新突破要并举。第三,辩证处理好发展长板和发展短板的关系,加强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过去改革中,有的为做长板,不合实际、不接地气,一味地去跟风、去追新,这样的“蛮干”也可能带来一时的“日新月异”,但明天就可能“涛声依旧”,也可能拔出一个所谓的新兴产业,但明天就可能成产能过剩。这就需要在改革过程中注意补短板,要计算投入成本和产出。第四,辩证处理好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的关系,推动各项改革举措有效落地。体育主导生活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微小的改革都会影响成效,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上,都要以体育主导生活为原则,找到利益的得与失、制度的破与立、创新的稳与进。

体育要克服困境才能有所作为,应该以体育主导生活作为改革方法论的基础,突破现有束缚,必须要有科学的实施路径。金世斌提出了四个实施着手点。第一,坚定不移将党的领导作为全面发展体育的核心。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取得的成绩与党和国家全力支撑密不可分,体育实践积累的历史积淀应该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推动党在人民生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第二,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动力。新时代体育改革以十九大改革理念作为思想引导,主动将体育强国建设融入现代化建设大局,努力开创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新局面,恪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方略,将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作为深化体育改革的强大支撑力。第三,以新的发展理念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支柱。新时期体育强国建设要实现党的执政理念与发展规律新认识的辩证统一,坚持将体育强国的发展内容、发展思路和发展导向融入国家“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五大理念之中,体育改革的新理路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第四,以三大球改革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出台是引发体育变革的转折点,足球改革可以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群众体育的发展效率,还能够借用三大球的国际影响力真正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质量,这样会让人民在生活中自发产生民族自豪感,形成以体育为主导的安定团结的社会大家庭。金世斌最后强调,习大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党和国家在群众体育活动、竞技体育、冬奥会等大型体育赛事和健康中国的大胆尝试为体育发展提供了实践根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开辟了新时期工作的新征程。

5 中国特色体育的创造性转化:新征程铸就的新辉煌

“创造性转化”源于杜维明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儒学传统理论,他为了反对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已经逐渐地成为历史现象、一种博物馆化的记忆,不可能再现辉煌”的观点,指出儒学的现代转化应是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习大大总书记对创造性转化下过明确的定义: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

金世斌认为,新辉煌的铸就迫切需要中国特色体育的创造性转化,聚集人民群众对体育的所思、所盼、所急和所需,体育发展方式必须符合人民意志和社会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务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进一步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体育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贡献力量,铸就新辉煌。

易剑东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在新时期深化体育改革的重大突破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创造性转化。之所以在实践中大家总难让群众有理想的获得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对获得感的理解与把握有关。要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就必须全维度地认识群众获得感,全方位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从理论获得感、现实获得感、预期获得感三个维度展开。第一,理论获得感,也即方案制度本身蕴含的改革红利。作为改革者,大家首先就应当追求理论获得感的最大化,理论上行得通,现实中才可能做得到;理论上富裕,现实才可能满足。群众理论获得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的精确度。如北京市对高尔夫球场和雪场取水收费政策,既要让收费价格下降使企业获利,也要通过降低消费价格让消费者获利,从而在整体上体现获得感,有利于推动改革措施落地。二是方案的含金量。提高方案的含金量,增强群众获得感,一方面要靠方案牵头部门精心设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另一方面也要靠制度机制的有力保障,建立改革方案的“质量监测”系统,对方案“望闻问切”,把脉问诊。第二,现实获得感,就是改革落地给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增强群众的现实获得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方案的落实力。群众的获得感不是造声势、看架势、搞形式,而是要看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实兑现,能不能见效获利。二是改革项目的协同度。例如国家队运动员学问教育和退役安置,科教司、竞技体育司、人事司等很难做到步调一致,一些涉及运动员核心利益的问题不能解决。第三,预期获得感,就是改革促进发展变化给群众带来的良好预期。一是保持改革定力,让预期来得更早一点。比如运动场所进公园,将废旧厂房改造为运动场所,都可以强化预期。二是增强改革合力,让预期来得更多一点。比如全民健身路径已经落伍,应该考虑全面改革,可以设置室内健身超市,开展运动教练团队下乡、全民健身咨询服务等活动。

金世斌最后强调,新时期体育事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体育工作的核心是要实现中国特色体育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要坚持我国传统优秀体育学问、近代体育发展坎坷历程的实践基础、世界先进文明与发展经验和新时代体育发展的历史目标结合。在此过程中,应该坚持五大战略:第一,坚持“体育强,则中国强”的战略定位,实现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创造性转化;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战略方针,着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创造性转化;第三,坚持体育全方位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创造性转化;第四,坚持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整合的战略思路,实现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均衡发展的创造性转化;第五,坚持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体育全面发展的战略举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成就的创造性转化。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府应该着力实现我国体育事业各领域、各层次和各区域的相互促进,获得人民对体育事业改革的认同和支撑,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自:李晓智,闫士展,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新时代?新探索:十九大精神与中国特色体育”论坛综述——《体育与科学》,2018.02

国家记忆:民族志意义上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联想或记忆节点有三重性,分别体现在申办获准、准备以及举办3个阶段。2001713日是北京申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准时间;2001714日—200888日晚上8时之前则是北京准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间段。200888日—24日是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时间,它构成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周期系列事件的高峰。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散发出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边界的隐喻,它不仅是一项纯粹的体育盛事,同时还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国家盛典,也是一种治疗心理创伤的理性化程序,而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真正意义体现在人类学意义上的过渡仪式层面——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地促使中国告别了相对孤立的时期,进入到一种与西方社会同体共进的新时代。中国人更喜欢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作是一种胜利仪式。从民族志视野切入,可以更好地理解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丰富的潜台词及其学问含义。

1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展示举国体制的仪式性竞争力

在西方学问占据世界话语权制高点的今天,世界各国早已习惯性地接纳了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现代体育。英国的大卫?米勒曾高度赞誉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上有5种通用语言:金钱、政治、艺术、性爱和体育。第5种语言引人兴趣之处是它在过去的世纪里变得越发迷人,它已经融入其他4种语言的素质。体育最广泛的表达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由此可知,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体育的范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更像是一种还愿行为。中国人可以借此实现1908年《天津青年》所做出的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所有设想。在此之前,中国人早已参加过若干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且获得了为数可观的奥运金牌,而2008年则获得了在本土举办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机会。

在中国体育界人士看来,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新中国体育发展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盛会。中国代表团获得了51枚金牌,达到了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史上获得金牌数的最大值。毋庸讳言,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源自举国体制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制度统揽全国一盘棋,有利于攻克难点,化解热点,营造亮点。”举国体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体育所独有。透视近期世界各国体育的发展状况,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都部分采用过举国体制的元素,其中包括韩国、日本和英国,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有一个相对固化的官方体育机构,用以专门实行某种体育规划,此官方机构往往还有智库机构、培训计划和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后勤保障机制。质言之,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的确和苏联式的社会制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国家体育总局也始终站在本国政府的立场,且一直是“奥运争光战略”的主导者、施行者和维护者。在此体制下,已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职业体育人群体,中国的体育人就此站在了国家至上的立场上,捍卫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正义性。正如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在1990年提到:“体育改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当前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要集中力量开好明年亚运会和亚运会科学大会。”由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力灌注,体育在中国很难具备纯然的游戏学、身体学和娱乐学的意义。中国的体育有其独特的风貌和历史缘起,在此意义上审视,国家体育总局的确是一个充满悲情内蕴和悲剧品格的强力机构,且具有相对独一无二的社会功能,并因此一再遇到国内外相关人士的质疑;而面对这种质疑,国家体育总局总会相应地作出反击,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中国各种国家级机构遭受质疑最为密集的时间节点。由于改革开放正处于有史以来的高峰期,各种各样来自西方的学问与思想余续仍在中国蔓延,体育界同样无法完全摆脱中国民间性思想分歧的冲击,并很快陷入一种体制存在合理性被怀疑的困境。换言之,中国体育界的举国体制一度面临合理性解构的考验,而赞同举国体制合理性的人士高度维护了国家体育总局存在的合理性、权威性和合情性。质言之,体育总局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体育人根本利益的代言机构。由于中国体育界在新时期最初的十多年积累过较好的声誉,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举国体制的认可度很高,这种认可度也远远超过了质疑和否定的力量,所以国家体育总局在中国民间的声誉并不差,此机构一度为民众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感,中国体育人也因此可以体会到这种自足性。时至今日,许多功勋卓著的运动员不仅享受着政府给予的优厚待遇,且拥有商业社会的一切福利实惠,大多生活状态优越,并构筑起中国体育人的集体性优越心理。因此,中国体育人所创造的无以计数的各类顶级赛事的金牌一定要归功于新中国的制度,恰是新中国的社会革命才使得中国的体育人得到了政府最高规格的关怀,并最终促使他们创造出理想的社会性成果。

中国体育人创造的这种新生活和顾拜旦倡导的理想十分相似。“当一种新思想产生,采取一种实际的形式并变为现实的时候,往往很难说明为什么是这种特定的思想而不是其他任何思想能从至今有待实现的其他思潮中发展出来。不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思想不是这样。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并非天真梦想的结果,而是现代世界大趋势合乎逻辑的结果。19世纪人们已经开始过不那么离群的生活,不同种族的人们学会相互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于是在他们中产生了一种高尚的竞赛,鞭策他们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当然,新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强化了国家权威,构建了一种生活在顾拜旦时代的人都感到陌生的全新的体育制度。“凭借这一体制的实施,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竞技体育强国。”中国的主流人群很少站在经济学的角度上反思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其他各种世界级赛事,但并不意味无人质疑中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合理性。

现代社会中的体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商品,仍然存在运作成本的问题。所以不断有人站在经济至上的立场上质疑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价值。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过后不久,一些人便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与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拿来作对比,认为两者充满了明显的对比性。在经济至上主义者的眼里,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迥然有别:其一,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而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则最大程度地展示出市民的意愿;其二,按照所在国家的物价水准和性价比计算,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很可能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历史上最不省钱的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而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则称得上是最省钱的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其三,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体现出德日体育法系高度的组织性、鲜明的象征性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性,而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则展示出相对的自由性、柔美的自然性和风情的感召性。两者都是一种极端现象,却给奥林匹克运动会观摩者带来了同样品质的差异性感受。

2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促进中国高度开放化的经典仪式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国中,东亚地区值得关注。从1964年至2020年的56年间,日本、韩国、中国3个国家已举办或即将举办4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东亚人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强烈的向往背后隐藏着的是东亚国家对本国国民受到战争伤害的强烈记忆。中国和韩国一度遭受到日本的侵略,而日本也遭到过盟军的痛击。从民族痛苦感上来说,三国拥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日本在二战以前就入侵东亚,随后又入侵东南亚,主动挑衅美国,其首先是作为加害国,其次才是受害国。因此,虽最终战败,其国民也并未有过太大的精神压抑感,且日本的国内秩序也未遭受太多的破坏,天皇体制、财团制度、既有的学问本体都依然故我。直至当下,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还是绝对性地压倒了民族自卑感。与之相反,中国和韩国则在二战结束后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导致了国家的巨大动荡,特别是中国二战后遗症的影响更为深重。东亚人超学问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情结中原本就隐含着一种极端主义的内核,在极端主义思潮的统摄下,任何一种非理性的行为都变成了合理的存在。

先说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经济成本问题。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销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包括武警战士、大专院校学生、社会志愿者等在内的各类人员的日常性开支以及体育人员的各类开销;其二,体育场馆建设及拆除许多建筑后的赔偿款项;其三,开幕式举行前的数十天内河北及北京的工厂、建筑工地停工的损失。这些开销使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本达到万亿元人民币的数额。尽管如此,在中国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浪费。在强大的仪式建设欲望的支配下,中国人在彼时彼刻同步地爆发出了强烈的认同感。中国人之所以几乎不计经济成本促成奥林匹克运动会,主要还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是一个经历过百年精神磨难的国度,中国人内心所遭受到的精神之伤痛远远超过经济损耗带来的不良感受,这便是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不惜花费巨资打造一场国家级仪式的真正动机。中国政府为此耗资如此巨大,却始终未遭到民众的反对与抵触,由此可见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所具有的超体育和超经济的内涵和价值。中国体育的世界性主题体现得或许不够透彻,但中国体育的东亚性主题却是一种隐性的学问能量。已有体育学者关注到中国体育的东亚性问题。“东亚竞技体育合作的出现不仅是区域竞争平衡的需要,也是东亚非经济领域合作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区域性大国角色的义务以及中国体育强国角色转变的需要。作为一个体育大国、竞技体育强国,中国不能仅从国家利益出发,它需要承担起更多的区域责任与义务,为区域性的竞技平衡与繁荣作出贡献。”这里不得不说到韩国人的中国情结问题。“201511524日,韩国KBS电视台播出7集新年特别企划纪录片《超级中国》。该片走访了美国、阿根廷、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五大洲20多个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国家观察和阐释中国的新视角,全方位先容了中国的人口、政治、经济、资源、社会、军事、外交、学问软实力等,成为针对不了解中国或持有异见的韩国人和世界了解中国的普及性‘百科辞典’。该片的制作固然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两国从高层到民间各个领域的友好睦邻交往。”韩国人的中国情结再度唤醒了中国人的责任心和担当感,其中包括中国体育界的主体人群。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无法仅仅作为一种以体育活动为核心的体育盛会,它一定是一种特殊时代和社会境遇催生出来的特殊性的精神与学问活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体现了强烈的中国性、东方性和国民价值观的特殊性。顾拜旦曾经通过仪式性来论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神圣性:“阿耳提斯本身是一块圣地。只有已经圣化和净化了的并已准许参加重大比赛的运动员才有资格进入这块圣地。因为,此时他已成为主持崇拜健壮体魄的宗教仪式的教士。”现代中国是一个缺乏强大仪式传统的国家,而国家又不可能脱离仪式而存在,于是,强烈的仪式饥渴致使中国人几乎遗忘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经济成本问题。换言之,中国人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从未将其看作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只能是政治行为,为此中国人可以最大限度地调用国家力量,充分利用国家资源,而促成此现象的内在缘由或许更值得人们考虑。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剧烈的革命,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有内在的原因,但更多的来自外部力量的干预。社会变革无以避免地导致国家仪式的变革。旧的仪式消亡后,国家出现了仪式空缺,中国近现代各种各样的革命其实就是一个国家仪式反复更迭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典仪有三种类型:其一,帝制时期带有帝王符号的典仪,如慈禧寿辰、袁世凯登基;其二,革命仪式,如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其三,新中国的典仪,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革命使得中国的政治式典仪出现了集中性、巨型化、符号化的倾向,仪式中的日常化、生活化和风俗化的元素急剧减少。“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家仪式的功能经过了国家—领袖个人—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从学问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看,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仍是一种仪式,且具有国家性、民族性和巨型化的特质,它所散发出来的社会性、风俗性与学问性元素已然跃出了体育之范畴,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仪式。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骄人成绩让国人一度处于喜悦之中,且引起了体育界、资讯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伴随着东方巨龙的崛起,中国体育成功地完成了一次次突破和一个个跨越。”“许多国人开始畅想中国的体育强国光荣梦想,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在已经是体育强国了。”仪式性带有表演性、感官性和虚幻性,其与真实的生活有别。在心理升华的特殊学问氛围中,中国体育界为中国人奉献出一种新型仪式。

3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演化为一种中国的内产式国家仪式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极富戏剧性的元素。中国人在享受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喧嚣之后,马上进入一种更为现实性的“物极必反”的幻灭感。“金牌第一能否说明我国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强国?”普通的体育人也关注到了举国体制的局限性。“群众体育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人们体育需求的增加与政府体育公共服务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给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竞技体育方面,世界主流体育项目三大球成绩持续下滑;学校体育方面,学生体质持续下滑。”然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体育强国至少应有一种更为稳健而简易的标准,于是,中国的体育强国命题由此而成为一种看似永恒的疑问,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后奥运时代的社会和学问的悬疑性问题。

质言之,中国人对体育强国的认知仍存在困惑,而中国构建新型仪式的非制度性的隐患依然存在。胡志毅认为:“在失去宗教权威控制的社会里,媒介就成了一种中心,这个中心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所创造的,它是一种制度,一种秩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始终和现代媒介如影相随,现代社会中媒介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联婚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双赢模式,两者还合力打造出一个更为强大的奥运与媒介权力网络。现代媒体技术的介入,让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一种超体育的大型集会形式,其中不乏仪式性、商业性、聚会性元素,并融合了宗教情感、财团利益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共同意志。

邓菡彬站在仪式学的高度分析过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社会功用:“再比如奥林匹克运动会,西方学者把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视作新兴的国家仪式。2008年北京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充分体现出一种国家仪式的存在,也确实在一定时间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但是这种国家仪式,假如只愿意追求绝对化,而不考虑背后的矛盾,不给矛盾提供宣泄空间,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具有长效性的国家仪式。其一,如果不充分考虑到作为个体的民众在其中的分享,而仅仅强调个体对国家的认同乃至牺牲,甚至任由某些利益集团盗用这种牺牲,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正如陈晓明在《水立方正在枯竭》一文中所说:‘这一切,要迅速化为泡影……其内里的水已经枯竭,它所具有的伟大象征和美好也正在枯竭。’其二,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是最接近戏剧的一次活动。”受到仪式学质的规定性的制约,抗拒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力量一度变得弱小,却在日后的一段时间逐渐演化为一种强大的思想能量。

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一向具有一种超越体育本体的特殊价值,它更像一种来自异域的跨学问形态的抽象的权力构成,具有世俗和神圣的双重威权内涵。法国学者乔治?维加雷洛曾经解读过体育的超世俗性价值:“在缺少上帝和精神超越的社会中,体育可以说是体现理想,甚至是神圣的最后一个领域。”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一种具有十足神圣内蕴的学问类别。顾拜旦显然早已看出奥林匹克运动会本身足以替代上帝的宗教功能:“如果每个运动员以自己国家的国旗取代上帝的偶像,那么仪式肯定会更加庄严隆重,而且这种‘现代化’的适当性是如此明显,以致不需要坚持上帝的偶像。”中国学问中的无神论元素原本就很丰富,但中国绝大多数的民间人士对神圣体验的需求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国民并无太大的差别,这便在客观上为大型仪式的神圣化改造铺设了基石。顾拜旦曾说:“人类就像个寻求平衡的钟摆,但是这种平衡只能在从一边不可避免地过度地摇荡到另一边的瞬间才能取得。”进入宗教价值体系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必然带有一种强劲的信仰品格,即便在通行禁欲主义的儒教社会中,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多维度的学问内涵也能够寻找到其合理的生长空间。宗教并非阻碍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世界各国发展的学问品类,体育也一向有其敬重身体之美的独立的价值内涵。中国人接受体育中的身体性元素一度遭受阻力,但中国人接受体育的仪式内涵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艰难;相反,带有强烈仪式内涵的体育盛会可以规避无神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适时地成为中国人体验神圣情感的场域。客观而言,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类的大型体育盛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民众膜拜的神圣仪式。

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对经典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改造势在必行。事实也是如此,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确出现了一些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宗旨不完全契合的内容。其一,奥林匹克运动会原本属于欧洲学问,但在许多中国民众的眼里,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完全呈现出一种中国气派。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上将其称为“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而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种表述未必合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初始意蕴。顾拜旦曾明确指出:“如果把‘奥林匹亚德’(Olympiad)这个词当作‘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的对应语,这种用法在历史上、文法上都是不正确的,像一些人通常会做的那样,一个人如果说‘阿姆斯特丹奥林匹亚德’,他就犯了可怕的双重大错。我这些议论是想使诸位脑子里很快注意到那些粗心大意的人,由于没时间思考,他们急忙这样表达。”但是,中国人将这样的冠名现象当成了一种特权,从而导演出一种奇特的学问戏剧。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大国,中国一向有很强的学问同化力,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同化可以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此也便成为和中国现代学问变相联系的一种学问现象。其二,中国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注入了大量的国家意志。当年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曾经创造了参赛人数最多的纪录,如此规模的代表团人数在遵循中国意志的同时貌似背离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平等理念,却体现出一种中国人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极端热情。必须承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确有一种追求绝对公平的意向,顾拜旦曾说:“就像大家上面说到的,观众问题和运动员问题是确定奥林匹克城面积的基数之一。乍一看最需要的似乎是修建尽可能多的面积以容纳尽可能多的观众。一般是用参加节日的人数评价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否成功。就如一首民歌所说,人越多越快乐。把这种愚蠢的尺度应用到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最大的错误。大家说‘永久地、最后地’是因为起初观众扮演的角色是祝圣的角色。”质言之,中国派出大量运动员参赛符合中国式的为客人捧场和喜欢热闹的理念,它属于一种隆重的中国式礼节,而绝非一种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精神的冒犯。其三,顾拜旦曾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观众作出过限定:“大家还要说,这样的情况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艺术角度都是不理想的。从技术上讲,太多的以非体育界人士占主导的观众出席对体育是有害的。这是原则,显然人们不能遵守它,但人们必须尽量接近它。”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未对观众采取太多的限制,喜好热闹的中国人一向信奉的是多多益善的观剧哲学。各体育场馆的看台上并非全部为体育界人士,而大多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观众。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首先是一种中国为国际社会所认可的仪式,其次才是一场体育盛会,再次则可能是一种美学场域中的移植与变换、再造与再生、融通与合一的程序。

4 结语

20世纪是一个民族国家重塑其内在与外在形象的时代,中国也不例外。在进入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理应拥有更为多元化的学问元素,其中不乏经典化的国家仪式。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就缔造出了带有民族志色彩的仪式,它使得中华民族更为清晰地找到了在现代国家群落中的位置,标注出了中国自身的民族符号,强化了中国的国家意志,彰显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国人经历了百余年的追求,第一次赢得了西方的接纳。人们可以将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看成是中国人举办的西方式学问节日,也可以认为是西方接纳中国的宏大礼仪活动。中国人成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文明史的意义上矫正了早已严重失范的中西方关系。中国一度是一个雄踞世界之巅的国家,也曾经沦落为一个脱离了自身学问背景的国度,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绝对价值并不在于显现了中国的悲情历史,而在于它构建出一种充满生机的现代仪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仪式一直在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徘徊,其中最为遗憾的是无法和整个西方世界沟通。在缺乏仪式共鸣的前提下,中国在很长时间内都失去了和西方世界的联系渠道。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则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东西方文明的联盟方式。仪式的权威象征意味十分稳定,它再度在信任学、权力学和礼仪学的意义上建设起一种高度稳固的仪式本体,并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成为一种促进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精神性、象征性和威权性保障因素。


 

——摘自:路云亭,国家记忆:民族志意义上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8.03

我国运动员基本权利法治保障论纲


运动员是体育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各种体育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利益主体。多年来,为追求竞技成绩和奖牌数量,我国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在取得集体目标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制约了运动员个体基本权利的实现。由于竞技运动的特殊性,运动员享有的某些具体权利在实现方式上较普通公民确实有所差异。但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成员,运动员的基本权利也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长期限制运动员基本权利公平实现的治理方式,最终会因能动性不足而难以持续。保障运动员基本权利,是当前全面深化体育改革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1 运动员基本权利问题界定

1.1 基本权利的含义

基本权利是宪法保障的人权。由于各国宪法历史与学问传统不同,对基本权利有多种理解和表述。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英语国家,崇尚自由至上原则,他们通过对自由的解读来理解基本权利。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部分国家,在宪法中赋予了人性尊严的核心地位,认为:那些与人性尊严具有直接关联且为所有人或者多数人享有的权利,属于基本权利。

在我国,2004年人权概念入宪后,人权与基本权利关系以及概念的定位作为新的学术命题纳入宪法学视野之中。人权概念的入宪使得我国宪法中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大大拓展了基本权利体系的主体范围和内容。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基本权利既包括宪法明确列举的权利类型,也包括宪法未列举但可推定的权利类型。基本权利保障根基于实在法的规范,依赖但不限于宪法的列举规定。

1.2 保障运动员基本权利是国家的法律义务

在各国宪法文本中,基本都确立了“基本权利—国家义务”的对应关系。这种实在法规定体现了古典宪政主义中以“公民面向国家的请求权”的形态,具有“个人得向国家主张”的性质,属于主观权利。同时,作为一种客观规范,基本权利也强调国家有义务通过积极立法等方式,保障公民受宪法基本权利所保护的利益不受私人的侵害。基本权利具有主观公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双重性质,适用于运动员这一专门主体,可演绎为:保障运动员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运动员基本权利的实现要求国家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包括不得滥用权力任意干涉运动员基本权利,应积极作为、践行给付义务以促成运动员基本权利实现以及国家应承担保护义务,有效防止居于优势地位的体育组织和个人侵犯运动员基本利益等内容。以上国家义务需要通过基本权利的法律化和具体化加以落实。

1.3 我国运动员基本权利保障的主要问题

我国运动员包括专业运动员、业余运动员、职业运动员等类型。本文研究的运动员基本权利,就是省略了个别性,而为每类运动员普遍享有的最大公约数性质的基本权利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了广泛的公民基本权利内容,为运动员基本权利保护提供了宪法依据。同时,“追求卓越”“挑战极限”的行为特点决定了运动员学问教育、再就业、健康的保护,都具有自身的规律。学训之间的矛盾、二次就业的选择、身体健康受损是运动职业必然面临的风险。在我国,受制于长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吉祥棋牌手机版体制,运动员基本权利保护相对滞后,实践中经常发生各种侵犯运动员基本权益的行为,这严重影响到运动员自身的自由成长和我国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认识到这一现象,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运动员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

我国专门涉及运动员基本权利保障的国家规范性文件主要体现在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相关规定、党和国家有关政策性文件以及国务院少量行政法规、国家体育总局部门规章之中。从既有规范性文件来看,我国运动员基本权利专门保障内容主要集中在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健康权方面,这也反映了当前我国运动员基本权利保障的现实需求。在保障主体方面,更多针对其中的优秀运动员,这体现了“为国争光”价值取向上的效率优先的功利原则。在保障方式上,更多依赖政策而不是法律,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为此,如何结合我国社会和体育发展实际,将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通过法律化、具体化贯彻落实到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充分保障我国运动员亟待实现的健康权、受教育权、劳动权与社会保障权,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2 运动员健康权的法治保障

人类对健康的理解规定了健康权的性质和内容。通常认为,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是健康的三个方面。由此,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是指国家以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来保障公民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精神状态完满并由此对社会适应的权利。

运动员以运动技能的提高和展示为工作内容。训练比赛中的高风险、超负荷的训练强度、巨大的竞赛压力,往往给运动员身体和精神带来显性或隐性的伤害。“邹春兰”“艾冬梅”等事件表明,我国运动员健康权实现较一般公民还有很大差距。在现代公民普遍要求国家践履给付义务,积极提供保障条件促进自身健康权充分实现的同时,广大运动员非但没有平等享受到这种基本社会福祉,反而经常面临身体伤害、精神痛苦和社会排斥。因此,我国运动员健康权保障的难点不仅是促进还有防御,国家对运动员的义务不止于给付,还要加强保护。国家给付义务与国家保护义务并存叠加,是我国运动员健康权法治保障的特点。其具体内容是:

2.1 国家应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敬重和保护运动员自由平等之人格自主权

从“更快、更高、更强”到“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始终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体育活动的灵魂。通过体育运动,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实现新目标,追求新境界,这是运动员自由发展其人格的自主决定权。我国宪法第四十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学问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学问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体育活动应当属于宪法规定的其他学问活动的范畴,运动员自由行为,是其人格自主权的体现,每个人都平等享有,应互相敬重而不相侵犯,“锦标主义”“家长作风”“伪集体主义”等均不是干预的理由,更不能以牺牲运动员身心健康为代价。即便为了公共利益而不得不加以限制时,也要考虑限制内容和限制方式,力求采取对运动员损害最小的方案。

2.2 应规范训练、比赛中与运动员有关的法律关系

我国大部分体育项目都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性质。运动员与教练员之间的培训关系,运动员与所属运动队之间的管理与服务关系,运动员与所属单位的选拔代表关系,都不同程度地渗入了行政权力色彩,浸染了命令—服从的性质。这改变了双方的法律地位,扭曲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内容,将普通的民事关系蜕变为“特别权力关系”。在这个特殊的关系中,教练、运动队、单位等俨然成了对运动员拥有概括性命令支配权的“特别权力人”,不必依据法律法规,也可以为运动员设定各种义务,限制其自由和利益,并很大程度上拥有对运动员的惩戒权。为此,国家有义务制订配套法规,明确教练、运动队、单位等“特别权力人”的权力边界、法律责任,限制其权力滥用,为运动员训练、选拔、比赛提供人道的制度环境,保障其健康利益。同时,加强执法检查,预防和纠正侵害运动员健康利益的违法行为。

2.3 国家应践行给付义务,为运动员提供均等化健康保障服务

按不同标准,我国运动员有不同分类,如专业运动员、业余运动员、职业运动员等。专业运动员还可分为试训运动员、在编运动员、优秀运动员等。这些运动员身份不同,享有的健康保障也有很大差距。总体情况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全运会这两大赛事成绩为核心评价标准,成绩越高,相关保障措施就越好,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导致大部分运动员不能公平享受社会和体育发展带来的福祉。少数精英运动员和广大普通运动员健康权实现程度差距悬殊,不利于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为改变这种状况,应继续扩大和提高对运动员的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增加财政支出,从训练比赛中的心理疏导,体育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开发和购买,科学训练产品、服务和方法的研发,对处境困难运动员的物质帮助等多方面,促进运动员健康保障服务均等化,实现体育公平和体育效率的统一。

3 运动员受教育权的法治保障

“在运动员成长过程中,早期专业化训练迫使其入队年龄越来越年轻化……为了取得更好的竞训成绩,他们的学问学习时间长期被挤占,运动员学问教育程度低已成为长期存在的普遍现实。可以想象,成材率极低的体育人才后备大军,教育普遍严重缺失,与同龄人相比基本常识、基本能力与基本素养都缺失。”为此,国家应承担更多的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保障运动员受教育权平等实现。

首先,应明确国家及有关机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义务。包括国家及有关机构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干预儿童、少年运动员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得为追求竞技成绩而降低对儿童、少年运动员学问教育内容的要求。国家还要积极创造条件,保证运动员公平地接受义务教育。对于侵犯运动员义务教育利益的行为,国家要履行保护义务,及时预防和制止。其次,应明确监护人和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关义务。我国宪法在确认公民受教育权的同时,也强调受教育是一项义务。在我国,公民受教育按动态过程可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个阶段。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基本教育,具有强制性,需要设置义务加以约束。但由于儿童、少年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不能作为义务主体,故其应明确儿童、少年的监护人和学校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关义务,形成家庭和学校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机制,确保儿童、少年运动员受教育权的实现。再次,应合理规范运动员免试升学优待方式。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个别运动员仅凭运动成绩就可以免试入学,对其他考生和其他运动员都有失公允。尤其是,免试入学反映不出运动员学问教育与上大学所学内容的相关性和承接性,违背了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仅仅是学历重于能力氛围下的形式主义和“论功行赏”,既达不到预期目标,又误导了运动员、家庭和学校对基础教育、义务教育的价值取向。因此,应该改免试为加试,通过必要的学问考核,综合比赛成绩和学问成绩,择优录取。

4 运动员劳动权与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是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的两类公民基本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劳动权主要是保障劳动者依靠个人能力、凭借自己工作来获得财产,支撑自己及家庭的生活,更加强调在满足个人获得符合人性尊严的基本生活条件方面的“自己责任”。社会保障权则偏向物质方面的保障,在于通过社会保险计划来预防社会风险可能导致的贫困,通过社会救助计划提供的非缴费待遇来消除或缓解贫困,通过社会福利计划满足国民的普遍化或差异化需要用以提升全民福祉,通过社会补偿计划对当事人承受了原本属于社会整体的负担而作出的牺牲给予相当的补偿。运动员运动生涯短暂,必然面临职业转换问题,其在职业转换过程中较一般公民将面临更多的社会保障问题。运动员社会保障权是其劳动权的当然延伸。为保障运动员相关权利的实现,体育实践中国家及相关部门应妥善处理如下问题:

4.1 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障制度亟待完善

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受伤比较频繁和常态,一般性伤情并不影响其后的训练和比赛。并且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一般会有队医进行基本的伤情诊疗,治疗过程强调及时性、恢复性。这样的特点往往导致运动员“轻伤不下火线”,运动员伤情的潜伏周期比一般工伤要长。现行工伤认定办法关于“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30日内由用人单位提起工伤认定申请的规定过于短暂。超过工伤认定时间,就不能进行工伤认定了。如此,运动员主张损害赔偿,就只能依据侵权法的一般规定。但侵权法认定伤残的标准不同于工伤标准,而是参照道路交通事故中有关伤残赔偿的规定。并且实际上,即使按照工伤标准认定,也难以弥补专业运动员的实际损失。这就向大家提出了如何针对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设计相应的伤残鉴定标准、鉴定程序和赔偿数额问题。同时,运动员受伤后的恢复训练、及时诊断和合理治疗,都是需要专门规范和加强保护的问题。

4.2 运动员职业安全权应受到国家和相关部门的专门保障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享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即获得适宜的劳动条件和必要的保护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与健康的权利。世界各国在劳动安全卫生立法时都强调了雇主对雇员安全健康所应承担的责任。运动伤害是威胁运动员安全和健康的主要隐患,具有体育特殊性和专业性。在一般规定的基础上,国家有义务要求和监督运动员所属单位建立健全专业化的运动员医疗服务和保障制度,及时、全面地防范和处理运动伤害。我国应加强相关立法,杜绝运动员所属单位非规范化、非科学化的诊疗行为,有效保护运动员职业安全利益。

4.3 运动员再就业权利保障问题应从源头治理

由于高水平运动技能的时限性和竞争的激烈性,退役再就业是每一个运动员必然面临的职业风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运动员由国家集中培养,也主要由国家统一安置,再就业问题并不突出。市场化改革造成了高度集中的运动员吉祥棋牌手机版体系与社会化、市场化的就业环境的分离,由此带来运动员再就业的难题。本质上,这种困难是传统模式无法满足转型时期对运动人才的多样化、多层次社会需求造成的。传统的运动员培养目标具有片面功利性,过于追求运动成绩,满足的是“为国争光”需求,而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运动员学问教育、社会适应性都与内涵丰富的社会发展状况脱节,运动员一旦离开原属单位,就很难适应,并往往被社会排斥。运动员再就业问题首先是回归社会、融入社会的问题。解决的关键不仅仅是简单的安置、补偿、优待,而是如何以独立人格自立于社会。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有外在的工作,其人性尊严也不能有效保障。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培养模式,根据运动项目实施分流,减少运动员培养环节的国家干预和“直接经营”。对那些参与性强、观赏性高的体育项目,鼓励以市场化手段配置运动员人力资本。而对那些参与性弱、观赏性差的体育项目,考虑到如果单纯依赖市场机制很可能因资源配置不足萎缩以至消亡,则给予必要的国家保护。通过分流,基本实现运动员人力资源结构与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相适应。运动员会因社会有需求而有动力、有目标、有选择地实现其退役后的职业规划。笔者认为,唯有这种源头治理,才能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实现其人的价值,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体育界的运动员再就业难题。

5 建议

5.1 《体育法》中增设运动员基本权利保障条款

在修改体育法时,建议增加保障运动员人性尊严的一般条款,以防止和纠正各种潜在的以运动员自身为工具而不是目的的不当行为。同时,强调公平优先,平等保护运动员基本权利。在此基础上,对作出贡献的运动员依据不同标准进行行政奖励,这些标准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运动成绩,还应有道德风尚、协作精神、学问素养等,以鼓励运动员作为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

5.2 适时制订《运动员权益保护条例》

在制订《运动员权益保护条例》时,建议结合运动员不同成长阶段面临的不同特点的权利实现问题进行专门规定。在选拔阶段,训练和竞赛法律关系是制约青少年运动员受教育权及健康权等权利实现的基本条件,应明确国家的给付义务以及父母等监护人、学校的保护义务。在服役阶段,运动员与其所属运动队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限制了运动员主体地位,应明确规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以及国家的救济帮助义务。在退役阶段,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是其关注的主要权利。国家应明确给予优惠政策与差别对待的标准和具体实施规则。此外,为充分保障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中相关项目运动员的基本权利,应依法确认和规范新型法律关系。

5.3 加强相关体育行政执法

在围绕运动员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运动员往往事实上处于弱势地位,这制约了其基本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国家有义务践行保护义务,加强行政执法,维护运动员基本利益,制止侵犯运动员权利的不当行为。运动员基本权利内容广泛,具体化、法律化过程中涉及多种利益关系,相关行政执法也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

5.4 不断增强运动员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

权利内涵丰富,在其多种构成要素中,主张或要求是必备要件。运动员基本权利的第一保障人是自己。国家及相关机关应积极作为,结合运动员日常生活、学习和训练、竞赛特点,选择灵活生动的素材,经常性地进行宣传、教育,不断提升运动员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其主张和实现自身权利的实际能力。


 

——摘自:闫成栋,我国运动员基本权利法治保障论纲——《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8.03

我国运动员形象权商业价值开发研究


在体育市场化改革大背景下,运动员形象权作为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所蕴含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更是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体育无形资产开发。可见,运动员形象权的开发价值已得到国家层面认可并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然而,当前我国运动员形象权的商业开发尚未走向成熟,在开发的进程中仍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尤其是我国竞技体育市场化改革以来,运动员形象权开发的问题严重损害了运动员个人声誉,甚至对我国体育市场化开发也造成严重阻碍。从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后田亮被国家解雇到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宁泽涛与游泳中心矛盾再到易建联脱鞋事件等侵犯运动员形象权的案件屡禁不止,因个人与集体利益冲突以及当前的制度体制不能适应体育市场化发展而导致的商业开发冲突与矛盾也愈演愈烈。因此,在体育职业化与市场化逐渐规范的道路上,如何规范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开发行为,实现体制内管理平衡,切实解决运动员形象权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并实现其商业价值最大化,已然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1 运动员形象权的价值

1.1 运动员形象权的概念

美国常识产权学家尼莫首次提出形象权的概念,认为形象权是权利人对其所创造和取得的形象价值的控制权,可以通过该种权利获取经济利益。而形象权法所保护的是自然人身份中的商业性价值或财产权益。运动员形象权指运动员利用自身人格标识进行商业活动的财产性权利,其形象要素不仅包括姓名、肖像、声音、签名,还包括运动员职业所特有的如绰号和技术动作等要素。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形象权有其自身特点。其一是主体的特定性,运动员必须是在体育赛事中取得突出的成绩并形成了一定社会感召力的公众人物,使消费者能将产品与其形象之间建立起一一映射关系。其二是保护范围的特定性,形象权是保护自然人形象要素的商业价值,未经本人许可利用运动员形象从事营利性活动的行为被认定为侵权,除此之外的公益性非营利活动使用体育明星形象权,不能认定侵权。其三是具有积极权能,运动员形象权具有区别于隐私权等消极权利的人身权属性,保护运动员形象权的目的不是禁止他人使用其形象,而是保护形象权交易应得的经济利益,是一种积极权能。

1.2 运动员形象权的价值

运动员形象具有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属性。运动员形象的商业价值是与运动员职业相关的一切人格标识从精神领域的价值转变成物质领域的具体经济价值。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运动员在赛场上为了国家的荣誉奋力拼搏的精神被媒体塑造为富有正能量的形象,被公众视为学习榜样和道德标杆,具有强大的社会公信力,且与很多产品和企业的学问内涵相吻合,恰好成为商家宣传和推广产品的一种手段,运动员形象权的商业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此外,运动员凭借个人魅力所带来的明星效应,增加了人们对项目的关注度,还间接影响了人们的体育观念、体育意识,起到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如张继科在综艺节目中推广乒乓球,让乒乓球得到更多的认可,使更多人愿意参与到这项运动中。但鉴于形象权的财产权利属性,本文仅针对其商业价值进行探讨。

2 运动员形象权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

运动员形象权商业价值开发是为了达到商业目的使用运动员的人格及与其职业身份相关的一切标识所进行的商业宣传和产品推广活动,包括拍摄广告、参与电视综艺节目、制作或出版各种图书及音像制品、出席现场活动等。运动员形象权商业价值的实现形式多样,且在新媒体时代不断被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2.1 形象代言

知名运动员作为品牌的形象代言人,通过在广告等商业行为中利用明星声望、名誉广泛宣传,为代言的产品打开市场,从而达到盈利目的的行为。随着运动员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不断延伸,运动员代言的品牌不仅在体育相关领域,早已拓展到了食品、汽车、电子产品等众多行业。体育明星代言的产品受到众多观众和粉丝的追捧,如体育球星签名款的球拍、某运动员限量款的球鞋等添加了运动员姓名或肖像等形象元素产品的价格远远超过了产品本身的价值,并借助运动员的热度一路畅销甚至达到脱销的程度。

2.2 商业赞助

商业赞助主要是赞助商向运动队或运动员提供资金、物质帮助,在帮助被赞助者顺利开展运动项目比赛的同时借助比赛的影响力来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商业行为。同时作为对赞助商的回报,运动员在比赛中穿着带有赞助方商标或名称的衣服,从而达到推广产品的目的。因此很多企业会不惜重金获得知名运动员或运动队的赞助权。如2012李宁花费520亿的天价获得CBA的球衣、球鞋、比赛用球赞助权益,凭借CBA赛场和球星的影响力推广运动装备。

2.3 注册商标和企业字号

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权将人格标志的姓名、形象等人格标志注册为商标。很多运动员借助因在运动场的突出表现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将姓名及其他有别于他人的显著特征注册为商标。如知名运动员李宁、林丹等都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此外,邱钟惠等运动员在退役后将姓名注册为企业字号,并开办了自己的体育用品企业。

2.4 网络直播

新媒体时代运动员形象权商业价值的实现又被赋予了新的形式。网络直播以即时交流和实时互动的特点,吸引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体育明星也加入到网络直播的行列。运动员运用社交直播的平台,与观众进行即时交流,为粉丝提供直接与偶像交流的机会,直播过程观众发送虚拟礼物也会增加经济收益。另外,体育赛事直播中也有邀请体育明星作为嘉宾对体育赛事做出权威的解读,以增加赛事的关注度。

3 运动员形象权商业价值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3.1 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意识淡薄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尚未建立运动员形象权专项法律,而在其他法律如常识产权法和人格权法的枝梢末节中提及关于形象权保护的条例也不能很好的适用于运动员这一特殊的群体。当前,我国已颁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有4部文件提及运动员商业开发问题,但仅对运动员在商业开发中须遵守的规则和义务进行表述,却无对运动员形象权的保护问题明确的规定。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造成运动员形象权受侵害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带来的争议与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未经运动员的许可非法利用运动员的形象。在金钱的驱使之下,不法商家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擅自使用运动员的形象权,致使“被代言”事件的发生。但由于当前尚未建立专门形象权法律,无法为侵权行为找到准确的法律依据。虽然在运动员形象权受到侵害时,可运用人格权法和常识产权法等相关法律进行维权,但传统的人格权法是对不可转让且不能利用其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人身权利的保护,常识产权主要是对智力成果的保护。这些法律使用范围有限,在使用时存在遍及不到之处,不能很好的适用于运动员形象权保护。二是利用山寨明星形象谋取利益。体育明星高昂的代言费用不是一般商家能负担得起的,商家为降低广告的宣传成本而选择与体育明星外貌极为相似的“山寨版”明星宣传产品。商家的目的是使“山寨运动员”的形象与被模仿者产生关联,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然而“山寨”明星与真实的体育明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会误导消费者,进而影响运动员的形象价值。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直接影响到运动员形象权的维权成本和时间,严重打击运动员对自己权益保护的积极性,造成很多运动员法律意识淡薄,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主动采取正当手段进行权利救济。

3.2 体育制度改革滞后,个人集体利益冲突

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学问制度改革为体育制度改革提供资金和动力,因此我国现行的体育制度改革要服从于经济学问改革,但又明显落后于经济学问制度改革。体育制度改革滞后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产权归属制度:国家体育总局颁布文件都直接或间接提及到运动员的无形资产为国家所有,规定国家是其产权所有者。然而在民法中明确规定自然人对其姓名、肖像等人格权享有占有、收益处分权,显然体育法与民法规定相悖。二是管理制度:国家体育总局在2006年颁布的《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规定项目管理中心可根据项目需要对运动员商业开发进行灵活管理。因此,对运动员商业活动进行统一且明确的规定,而是由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各自管理,造成了秩序混乱、开发水平底的局面。三是收益分配制度:在商业开发收益阶段,就商业利益进行分配时,个人与集体常因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纠纷和矛盾。国家体育总局在2001年颁布的《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商业活动的收益分配的百分比做出规定,但在实际分配中运动员仅能分到很小的比例,很多运动员对分配方式表示不满。如被国家跳水队解雇的奥运冠军田亮就因拒绝上交商业活动的收入被国家队解雇,孙杨及其家人也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政策的不满,影响了运动员商业活动的积极性。

3.3 市场化程度不足,影响开发效率

随着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推进,运动员的形象权商业开发逐渐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衍生领域,是体育产业不可或缺的环节。运动员形象权的商业开发效率与体育市场化产业化程度紧密相关。由于我国体育产业化尚处于初级阶段,体育经纪业供不应求,未形成市场规模,加上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政管理的制约,限制了运动员形象权的开发效率。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开发范围过于狭窄。受市场环境限制,对运动员的开发形式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商业代言和赞助方面,对其他方面涉及较少,导致人力资源开发不充分。二是短期行为较为严重。体育明星形象权属于一种稀缺资源,应该用长远眼光对其社会影响力、道德榜样等加以保护和持续开发。由于体育经纪业发展的滞后,导致很多有优秀运动员随着“赛事热潮”的消退其商业价值也随之下降,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三是开发管理不够规范。市场化程度低导致管理规定不够完善,存在着运动员开发不合理的情况,表现在运动员代言的产品与其健康、活力、拼搏的公众人物形象不相符,如无驾照的孙杨代言汽车品牌、林丹代言违规添加剂维生素功能饮料等事件,更有甚者为假冒伪劣食品和药品等做宣传而无监管。不合理的商业开发不仅对运动员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欺骗了消费者的情感,各方利益均受损。

4 运动员形象权价值商业化开发策略

4.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意识

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降低运动员的权益受侵害频率,提高维权效率。首先,完善民法对运动员形象权的保护。在形象权未确立独立的法律地位前,运用人格权和财产权对形象权加以保护,虽然运动员形象权与人格权、财产权有一定重合的部分,但形象权比上述两种权利范围更加宽泛,因此只能通过拓宽相关法律的保护范畴,增加运动员形象权的法律保障,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整治力度,规范形象权开发市场的行为。同时,进一步弥补体育法以及相关法规在对运动员商业开发的空白,在对其义务界定时,也要保证对其权利的保护。鼓励运动员积极参与商业开发中来。为适应体育市场化发展需求,运动员形象权在体育法中应当被赋予正当的法律地位,从立法角度保护运动员形象权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行为的惩治手段。在完善立法的同时也要提升运动员的法律意识,在保证训练的前提下对运动员进行系统的学问教育,并向运动员普及法律法规,增强运动员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使运动员明确商业开发的相关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的规定,明确开发中的权利与义务,侵权行为发生时能及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4.2 推进体育产权制度改革,合理化解矛盾

科学合理的制度能降低交易的成本,促使运动员商业开发效率达到最大化。体育制度改革的滞后严重阻碍商业价值的挖掘,加强体育制度改革刻不容缓。首先,在产权归属方面要充分考虑到我国运动员培养体制的特殊性,在运动员成长成才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同时也离不开运动员自身的天赋和努力。遵循“谁投资谁收益”原则,国家可以从其中获取部分利益,但绝对不是形象权的主体,形象权的所有者只能是运动员自身,在开发过程中应对运动员的主体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对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开发时必须征求本人的意见。其次,国家体育总局应制定并颁布关于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开发的统一的文件和政策,对在役运动员商业开发进行宏观的把控,通过谈判签订开发合同,以此来规范开发行为。最后,国家为运动员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出于提高国家和民族形象的目的,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国家对运动的培养初衷不在于获取运动员商业价值的回报,因此在对商业利益进行分配时,要充分展现运动员主体地位的优势,给予更多的关怀,建立恰当的激励机制,激发运动员对比赛训练以及商业开发的主动性,达到双方利益最大化。为了避免在利益分配时产生纠纷,在对运动员形象权进行商业开发前,以合同的形式规范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开发各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

4.3 加快体育市场化改革,提高开发效率

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开发是以运动员为核心,多方共同参与,集多种利益于一体,涉及经济、体育、行政管理等多领域的一项工作,应从市场环境、需求端、供给端三方面加以改进。首先,加快体育市场化改革,为运动员形象权开发营造良好的市场化环境。简政放权,逐步将权利下放到专门的体育中介机构但目前缺乏专门的政策法规规范体育经纪市场行为,应当尽快建立行业标准,促进体育经纪行业的发展。改变开发主体单一的局面,为市场活动提供充分的竞争机制,扩大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开发的力度和范围,形成在政府监管、市场主导的新型开发模式。其次,就需求端而言,要充分考虑目标消费群体对产品的需求,运动员参与商业活动,要充分考虑运动员形象、产品学问内涵、目标消费群体的内在联系,当三者完美契合时产品的营销效果才能达到最佳。例如,孙杨代言的HUAWEI手荣耀系列产品针对的消费群体是年轻人,打出的广告词是“比快更快,打破传统的局限”,这是孙杨在比赛中目标,也符合年轻人的快节奏的生活理念。此外,孙杨作为我国最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代表了国家的荣耀,与手机品牌理念相吻合。最后,就供给端而言,运动员要时刻保持良好的职业形象,其形象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商业开发要做长远打算,对于知名度高的运动员要平衡训练比赛与商业活动的时间,要精挑细选分级进行开发,而不是过度、泛滥开发,避免因商业活动造成运动员竞技能力下降以及消费者的审美疲劳,从而提高开发效率。

5 结语

随着运动员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家以及体育主管部门必须对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开发做出规范化管理,使运动员、运动队以及商业资本等多方面受益,体育体制改革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市场化进发展缓慢是新时期运动员商业开发的问题所在。加快体育体制改革,完善相关法律以及推进市场化进程,是有效促使运动员形象权科学且合理有序的开发的基本路径。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开发涉及诸多因素,同时体育改革要顺从经济学问体制改革的需求,使得体育体制改革更加复杂,必定要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因此运动员形象权商业开发须经历一个长期逐步完善的过程。


 

——摘自:邹月辉,丁金娜,孝飞燕,我国运动员形象权商业价值开发研究——《体育学问导刊》,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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